澳門路環黑沙新石器時代

Neolithic Age of Hac Sa, Coloane, Macau
Período neolítico de Hac Sa, Coloane, Macau

　


露娜絲 (Lunus Felina, 1992-2003) 的靈柩蓋上本室的天地衡旗 (Flag of Universal Equilibrium)
 以示最深切的哀悼 ( 香港, 25/03/2003, 延陵檔案室 )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 自難忘＂, 時至今日, 存活下來的可謂是＂塵滿面, 鬢如霜＂；但仍掂記著當年的諾言：在剩餘生命的歲月中, 不會忘記3月25日曾和我們一起生活近十一載的潔白貓天使的辭世之日。這位當年在澳門海角游雲跟我們初次邂逅的小貓, 隨後一直陪伴我們超過10年的艱辛歲月, 直至她生命的最後一刻, 彼此都是不離不棄。2003年4月延陵科學綜合室在她的靈灰龕上綴以葡萄牙十字徽號作誌, 以紀念她和我們以及葡屬澳門之間的密切關係, 今日回望前塵, 也藉以懷緬過去這段澳葡潤澤普羅大眾的和平歲月！


大灣式彩陶圓足盤 (左) 及其殘片 (右, NGA-20-TW05, 香港南丫島大灣肚 )


大灣文化 (Tai Wan Culture / Tai-wan Culture) 是考古學家鄧聰教授根據在澳門、香港和環珠江口一帶的考古發現而提出的一個重要學術概念, 主要指距今約 6000 至 7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期主要由古越族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出來的史前文化, 大灣 (Tai Wan)辭源來自香港南丫島大灣肚的文化層, 以該地的海灣為命名, 屬於海洋文明的一個分支, 與古代中華文明沒有直接隸屬關係。與現今所謂的「大灣區」(Greater Bay)更毫無半點文化蘊涵根源可溯。

古代中華文明的彩陶:
(左) 彩陶殘片NGA-07-YS01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公元前 5000 ~ 前3000年, 源於黃河中游地區◦河南省三門峽出土,長 150mm, 寬 80mm。
(右) 彩陶雙耳平底罐 NGA-16-MJY01 (馬家窰文化,馬廠類型)公元前 3100 ~ 前 2700 年, 源於甘肅、青海的黃河上游◦甘肅天水出土, 高110mm, 罐口直徑 92mm, 罐體最寬處為 134mm, 底部直徑 60mm, 耳高接近 40mm。
　

一、澳門考古研究的緣起

　

1934年由高空飛機拍攝下來, 黑沙的鳥瞰照片(圖片來源：澳門史前考古與文化 Prehistoric Archeology and Culture of Macao)

路環黑沙跟山麓的次生林地帶, 仍保持具有極高生態價值的地方, 生物多樣性豐富。為研究澳門自然生態的重要地域。(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4)

澳門總督嘉樂庇( José Manuel de Sousa Faro Nobre de Carvalho) 於1966年11月上任, 任期至1974年10月, 確實經歷1966年血腥的 「一二·三事件」後期, 他簽署承擔責任聲明書後繼續執政, 直至葡萄牙「康乃馨革命」( 1974年) 後才離任。上任後文化政策轉向嘉樂庇上任後面對社會動盪, 為穩定人心並淡化殖民形象, 他大力推動基建及文化事業, 包括大興土木( 如新填海區、公共設施擴建) , 同時默許市政廳於1972年啟動澳門首次系統考古調查( 路環黑沙遺址) 。這非直接「宣洩」策略, 而是葡殖政府在一二三事件後轉向「軟實力」統治, 強調文化身份建構以緩和中、葡緊張。

在生態郊遊徑上遠眺黑沙海灘, 隨着時間發展黑沙沙灘亦開始逐步城市化, 跟1980年代時候的沙灘已有相當不同的轉變, 過去是澳門人的「天涯海角」, 現時天陌交通往返便利, 其神秘面紗已除年月逐步消失。(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4)

　

一a、政府對學術態度的轉變


在1996年「一二·三事件」之前, 澳門政府對本地史前研究漠視, 視澳門為「無古可考」殖民前哨, 學術資源集中歐洲藝術及教會遺產。嘉樂庇時期受全球考古熱潮及本地工商界壓力影響, 政府態度轉為積極介入, 1972年市政廳主動邀請香港考古學會調查黑沙, 出土 了一些新石器陶片石器, 標誌澳門史前研究開端。到了1974年「康乃馨革命」加速去殖民化, 澳葡政府提供行政許可及場地支持, 間接資助外部專家( 如秦維廉等) 的田野工作, 奠定黑沙遺址保護基礎, 促成了1976年在李安道任內第34/76/M法令, 將考古納入法定框架。此轉變反映葡殖後期從軍事鎮壓向文化自治的策略調整, 為澳門考古由零星發現轉為制度化研究鋪路。
　


一b、統性文物保護法規定立

澳門第34/76/M號法令由李安道總督任內頒布。該法令於1976年8月7日正式公布, 是澳門首個系統性文物保護法規, 由時任總督李安道( José 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 1974-1979年) 主導批准。李安道任期正值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後去殖民化時期, 政府急需透過文化政策穩定社會並重塑形象, 此法令回應1960年代馬濟時( Jaime Silvério Marques) 時期文物工作組建議, 歷經多年醞釀而成。法令內容與創新, 唔該首次定義保護對象：歷史建築、考古遺址、人類學物品, 將黑沙遺址等列入89項清單。設立「維護澳門都市風景及文化財產委員會」, 直屬總督祕書處, 負責監督發掘、文物收藏及保護區劃定。禁止破壞政府擁有的歷史屋宇, 規定周邊保護地帶需委員會審批。此法令將澳門考古從市政廳零星項目提升至法定框架, 直接保障1977年黑沙遺址發掘進行, 並為1984年第56/84/M號法令( 更全面分類) 鋪路, 標誌葡殖後期文化政策由漠視轉向積極介入。

二、澳門考古工作的開始

路環黑沙, 黑沙沙灘是澳門人與大自然接觸的最佳選擇景區, 幾代人以來都為澳門郊遊不二之選擇, 作為身心旅行的勝地, 也是澳門人共同的集體回憶。(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4)

1970年代澳門考古工作主要由前澳門市政廳主動推動, 當時並無特定官員姓名被詳細記載為直接貢獻者, 工作多透過行政機構邀請香港考古學會( 如秦維廉) 執行。前澳門市政廳作為牽頭單位, 於1972年7月首次邀請香港考古學會進行路環黑沙等地表調查, 香港考古學會進行地表調查, 當時在路環黑沙南北等多處發現史前陶片和石器等遺物, 這是最初的蛛絲馬跡。當時澳門市政廳意識到路環島可能有考古潛力, 委託香港考古學會成員在地表巡查, 首次確認黑沙地區存在新石器時代遺存。1973年以此為基礎展開首次正式發掘, 由香港考古學會主導出土更多陶片和石器。這種官方邀請模式奠定了後續1977年、1985年等多次發掘的基礎, 證實黑沙距今約6000年的聚落性質。

而1973年及1977年繼續委託正式發掘出土新石器陶片、石器等關鍵文物。無公開資料顯示市政廳內具體官員( 如廳長) 親自參與田野工作, 而是以官方名義統籌資源及許可。而實際推動者, 真正執行貢獻來自外部專家：香港考古學會會長秦維廉( William Meacham) 主導了1973、1977、1985年黑沙發掘, 奠定澳門史前研究基礎。政府的貢獻在於提供場地許可及後勤, 標本現存 於前澳門海島市政廳設立的博物館及澳門博物館內。

七十年代緣起的對黑沙遺址位於澳門路環黑沙公園範圍內, 是澳門最早發現的史前遺址。1972年7月在黑沙南、北等路環多處發現史前陶片、石器等遺物。1973年香港考古學會首次正式發掘黑沙, 劃分地層並出土陶片、石器。1977年澳葡政府再次邀請香港考古學會在先前探方附近開挖, 出土鏤孔圈足彩陶盤、石英石芯等重要文物。後續1985年、1995年仍由香港考古學會主導, 至2006年才有香港中文大學等機構聯合參與。 這些早期工作奠定黑沙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文物的基礎。

二a、研究推動與澳葡政府角色


一九七七年黑沙遺址考古發掘照可見盛況空前, 政府與學術組織也對, 發掘高度關注。(圖片來原香港考古學會文獻1977)

澳門考古興起於1970年代, 受珠三角地區考古熱潮影響, 前市政廳主動邀請外部專家( 如香港考古學會的秦維廉) 填補本地空白。政府統籌機構從市政廳轉至文化司署, 再至回歸後文化局, 重點保護遺址並配合開發項目。 無證據顯示總督親自牽頭, 僅作為行政首腦默許相關工作。澳門二十世紀考古, 官方記錄公布的分為三階段：啟動期( 1970) 、擴展期( 1980-1990初) 、成熟期(1990後) 。
　

二b、考古的啟動期 (1970年代)

一九七三年黑沙遺址考古發掘照片, 也正式開啟了澳門考古的黃金時代。(圖片來原香港考古學會文獻 1977)

研究始於1972年, 前澳門市政廳牽頭邀請香港考古學會在地表調查路環黑沙南、北及竹灣等地, 首次發現史前陶片與石器, 證實新石器時代遺存存在。 1973年, 同機構繼續在路環黑沙南進行試掘, 出土陶片及石器, 確認該地為聚落遺址。 至1977年, 再次於路環黑沙正式發掘, 發現了彩陶盤及石英石芯, 確立遺址年代約距今6000年。

二c、考古的擴展期(1980年代)

一九八五年黑沙遺址「J探方」考古發掘現場。(圖片來原香港考古學會文獻1985)

1980年代澳門考古進入擴展期, 1985年是關鍵一年, 由澳門賈梅士博物院( 前身機構) 邀請香港考古學會進行的, 澳門市政廳委託香港考古學會的秦維廉( William Meacham) 在路環黑沙擴大發掘, 出土更多新石器晚期文物, 深化對聚落結構的認識。 此階段工作由官方主導, 逐步從地表調查轉向系統性挖掘。

在路環黑沙遺址東北方向開挖4個新探方, 位於1973/1977年舊探方附近, 總面積擴大, 深化對新石器晚期聚落的認識。1985年發掘出土超過2800片陶片及大量石器, 尤以第一文化層( 上層) 成果最豐富包括, 石英石芯及環玦製作遺存：多件石英石芯、石片、毛坯及成品環玦, 伴隨環砥石( 用於內孔打磨) , 證實專業玉石加工作坊, 完整保存從原料到成品的生產鏈。磨光石器：長身石錛、帶磨礪溝道的礪石( 14.39x6.66x6.15cm, 重43.1g) , 顯示高超琢磨技術。陶器群：夾砂陶( 繩紋、素面) 、幾何形印紋陶、壓印紋泥質陶, 器型包括釜、器座, 陶衣橙色或灰黃褐色。這些文物保存完整, 層位清晰, 碳14及熱釋光測年支持距今約6000-5000年年代。對後來研究的影響技術與經濟重建：首次系統揭示珠江口島嶼聚落的手工業專業化( 玉石環玦作坊罕見完整) , 影響1995年及2006年發掘方向, 推動對區域漁獵+手工業經濟的認知。文化比較基礎：陶器與石器特徵用於對比香港沙田下層、深圳深灣等遺址, 確立黑沙上文化層為新石器晚期標準序列, 支撐環珠江口史前分期調整。擴大探方策略及多樣測年技術成為後續港澳考古模板, 《澳門黑沙》報告( 1996) 以此為核心, 奠定澳門田野考古規範。

二d、考古的成熟期(1990年代)

1990年代初, 工作由前澳門文化司署接手, 1988至1992年間於澳門半島聖保祿學院進行地下探測, 發現教堂遺跡、明清陶器及錢幣。 1994至1995年, 澳門基金會組織全島調查, 涵蓋路環及氹仔, 地表採集多處遺址文物。 最終1995至1996年, 文化司署在大規模發掘聖保祿學院及大炮台, 出土庭院、走廊、排水溝等結構, 以及大量明清陶器錢幣, 證明澳門歷史 的連續性。這些階段累計出土數千件文物, 證明澳門至少距今6000年有人類活動, 並與珠三角沙田下層文化相連及奠下研究基礎。

二e、澳門考古進入制度化階段(2000年代)

受澳共政府《文化遺產保護法》規範, 主要配合基建( 如輕軌、填海) 進行「救援考古」, 雖無明確「關閘附見建設」青銅時期文物的單一記錄, 但相關區域( 如關閘廣場附近) 確有出土唐、宋至清代陶片、青銅扣紐, 反映歷史時期連續性。新里程碑：法定保護與公眾參與, 此期標誌澳門考古從葡殖時期的「項目驅動」轉為政府主導的「遺址管理」新階段。文化局成立考古調查小組, 2001年起系統編製遺址地圖, 配合輕軌工程( 2005-2010s) 及黑沙公園開發, 出土新石器至青銅過渡期石器、陶器, 確立「開發前評估」法定程序, 至2024年已調查逾50處遺址, 進入數位化保護時代( 如3D重建) 。近年( 2010-2026) 零星發掘與成果重點包括：黑沙遺址擴掘( 2006、2023) ：重測碳14年代( 距今6200-5000年) , 出土更多石英環玦作坊遺跡、石網墜, 證實漁獵經濟。聖保祿總院(2010) ：延續90年代, 出土明、清瓷器貿易證據(克拉克瓷) , 重建耶穌會建築。其他基建發現：高園街( 2010) 古牆體及墓葬；關閘/港務局區域零星青銅扣紐、唐、宋綠釉陶, 填補 了青銅-鐵器的文化斷層。這些成果豐富澳門博物館收藏, 推動「粵港澳考古」合作關係, 對今日啟示在於平衡開發與保護, 近年公眾考古營( 如黑沙 考古的青少年體驗) 普及知識, 確立澳門為珠江口史前文化關鍵節點。

三、概括五十年內所發掘的文物


1970年代澳門考古主要集中在路環黑沙遺址, 由前澳門市政廳邀請香港考古學會主導, 奠定 了澳門新石器時代研究基礎, 至今仍是標本最豐富、最完整的系列, 出土文物超過數百件, 主要存於澳門博物館及相關機構。1972-1973年調查與試掘成果, 1972年7月地表調查於路環黑沙南、北及竹灣等地發現首批史前陶片( 如夾砂灰陶、繩紋陶) 和礫石石器( 如刮削器) , 證實澳門有距今約6000年聚落遺存。 1973年試掘黑沙南探方, 出土更多陶片( 麻點紋、條印紋) 、石器及動物骨骼, 確認下文化層為新石器中期, 標本完整度高, 成為了現存的基礎參考收藏。1977年正式發掘主要發現, 1977年黑沙遺址一、二文化層發掘最為關鍵, 出土鏤孔圈足彩陶盤( 圈足11鏤孔、紅彩波浪紋, 直徑約20cm) 、大批石英環芯及半成品、環砥石、石錛、石核、石片、石錘、礪石等石器工具。 這些標本完整保存玉石加工過程, 從原料到成品, 碳14測年( Beta-12455) 為5740±100 BP( 約距今4960-4430年) , 證實專業飾物作坊性質。 彩陶盤等陶器具珠江口沙田下層文化特徵, 動物骨骼顯示漁獵經濟。在文物特徵與保存價值上, 陶器以夾砂紅褐陶、泥質灰白陶為主, 紋飾包括繩紋、戳印紋、刻劃紋、鏤孔, 未見幾何印紋陶；石器多礫石及石英製品, 反映高超琢磨技術。 這些1970年代標本數量最多( 陶片逾千、石器數百) 、層位清晰、保存完整, 至今維繫澳門考古核心收藏, 用於珠三角史前文化比較, 未有後期發掘超越其豐富度。

黑沙遺址的發現( 1972年起) 將澳門史前人類活動歷史前推至距今約6200-6000年, 填補環珠江口( 包括香港、深圳、珠海、中山) 島嶼地區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空白, 證實澳門屬同一文化系統。遺址下文化層陶器( 刻劃紋、彩繪泥質陶、繩紋夾砂陶) 及礫石器具與珠海橫琴、香港沙田下層高度相似, 上文化層的幾何印紋陶、壓印紋陶與深圳、香港深灣等同源, 碳14數據( 距今6100±200年、5740±100年) 提供絕對年代支撐, 重新判定區域分期。出土水晶石核、石芯、環玦成品及環砥石, 揭示專業玉石加工作坊( 罕見完整鏈條) , 影響對珠江口新石器經濟( 漁獵+手工業) 的認知, 證明島嶼聚落適宜定居, 擴展區域遺構考察範圍。黑沙數據用於比較環珠江口20餘遺址( 如香港大灣、沙螺灣) , 推動跨區整合( 如《澳門黑沙》報告) , 深化珠三角史前源頭( 珠江內地流入) 討論, 至今為灣區史前文化地圖核心參考。

1990年代是澳門考古研究的成熟期, 尤其在「回歸」前夕( 1999年葡殖政府撤出) , 此階段由前澳門文化司署及澳門基金會主導, 完成全島調查及大規模發掘, 為 日後法定保護奠下基礎, 而且影響深遠。此期最重大發現集中於1994-1996年的聖保祿學院( 澳門半島) 及路環黑沙遺址：聖保祿學院( 1988-1992、1995-1996) ：發掘教堂內部全範圍, 出土主祭壇、耶穌祭壇、聖方濟各祭壇、墓葬、庭院、走廊、祈禱室、排水溝、護牆等結構, 伴隨明末清初陶器、錢幣( 嘉靖、萬曆時期) , 證實17世紀耶穌會建築規模及瓷器貿易網絡。路環黑沙及氹仔全島調查( 1994-1995) ：地表採集多處新石器陶片、石器, 擴大遺址分佈圖, 1995年香港中文大學與澳門大學聯合發掘黑沙, 出土夾砂陶、幾何印紋陶、石錨、石網墜、石錛, 確認漁獵經濟證據。這些發現非單一「爆發性」文物, 而是系統性遺構重建, 填補澳門中世紀至近代斷層。對澳門考古市的影響, 九十年代工作將考古從史前黑沙擴至歷史遺址, 建立「開發前考古評估」模式( 如聖保祿配合都市更新) , 累計文物逾萬件, 促成《澳門文物保護法》( 1991修訂) , 轉型為政府主導的遺址管理體系, 澳共的文化局以此基礎編制遺址地圖。

四、澳門史前石刻的失蹤與政府的冷漠：一份沉痛的文化罪責

　

葡藉人士阿納阿朗素 (Mr. Manuel de Araujo) 於一九八二年在路環九澳灣南面的山谷地帶發現了一幅呈棋盤方格狀的石刻及一幅形似刻船形狀的岩畫, 1990年代其後因發展高爾夫球場而失去了蹤影。香港考古學家秦維廉對於該遺址的現存位置做了假設性嘅推測, 應該覆蓋在哥爾夫球場, 8號洞下被埋藏。(圖片來源：澳門史前考古與文化 Prehistoric Archeology and Culture of Macao)


據 2021年9月2日Macau Closer刊載的一篇報道, 揭露了一樁讓人憤慨的文化悲劇：澳門一組距今約兩千年的史前石刻遺跡, 在1980年代被發現並記錄後, 竟就此「消失」近三十多年。考古學家秦維廉( William Meacham, 1940年代出生)居住在香港, 長期擔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  近年仍參與港、澳考古顧問工作, 包括石刻、石窟等遺址研究, 並在香港考古學會擔任重要職務。1970年代他帶領考古學者前來澳門黑沙路環開啟了澳門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序幕, 也是澳門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明確指出石刻位置, 極可能在高爾夫球場8號洞球道下, 並提出極低影響的試掘方案~祗需一周至十天, 局部圍蔽、回填恢復, 球場照常營運。可當局的回應卻是令人寒心的「文化局不掌握任何文件和材料」, 高爾夫球會推給政府, 政府再以「無檔無料」搪塞。這不是失蹤的石刻, 而是政府對歷史責任的蓄意失職。

被動官僚的荒謬迴避

秦維廉的方案已盡量體察現實情況, 不需停運球場、不破壞設施, 祗求一個許可與經費。他甚至願意親自回澳帶隊募資發掘, 將這「兩千年前澳門居民的見證」重見天日。可 是文化局的回覆簡直是公式化推諉：「無文件無法答覆」。這豈止是怠惰？分明是對文物保護法的公然藐視！澳門市政廳1980年代的考古記錄難道就真的人間蒸發？「回歸」後的檔案管理豈非形同虛設？當高爾夫球會指地塊屬政府官地、須官方處理時, 政府卻選擇裝聾作啞, 形成惡性循環。這套「無責迴圈」暴露了澳門文化政策的本質, 除非有即時經濟回報或政治紅利, 否則歷史遺產就是可有可無的累贅。

漠視前輩貢獻, 斷送史前根脈

更可氣的是: 這石刻的發現全賴秦維廉等前輩學者的汗水與堅持。他們當年親測位置、繪圖記錄, 為澳門史前研究打下基石。如今學者主動請纓, 政府卻連基本尊重都吝嗇。這不單是對個人的冷遇, 更是對整個澳門考古傳統的背叛。在一個殖民敘事壓縮本地歷史的城市, 史前石刻本可拉長澳門的時間線, 讓市民看到「帝國與賭場之前」的原住民印記。可當局的態度卻是「無檔就無歷史」, 「無歷史就無責任」。這種「窮酸想像力」, 讓澳門永遠 祗能活在近代的陰影下, 難以觸及真正的文化深根。

失望源於無誠意, 而非無能力

筆者深感失望, 不是因為技術難關, 而是澳共政府毫無誠意去尋找。檔案若真遺失, 為何不啟動口述訪談、航照比對、跨部門調檔？為何不視秦維廉的學術記錄為行動依據？這分明是懶政與失職！澳門擁有世界遺產的光環, 卻連自家史前石刻都護不住, 豈非天大笑話？興建高爾夫球場是發展上的道理及方向, 但以「無檔」為由永埋歷史, 就是對後代的背叛。

澳共當局須立即反思, 積極進取地成立專案小組、邀請秦維廉等專家參與、公開試掘進度。祗有行動, 才能挽回公信。否則這石刻的失蹤, 將永遠是政府文化漠視的恥辱印記。歷史不會等無動於衷的官僚, 澳門的史前之聲, 正被水泥與冷漠一點點吞噬。

五、澳門史前石刻的矛盾命運：博物館仿製品與官僚冷漠的雙重諷刺

　

澳門海島市政廳舊址博物館中赫然陳列著史前石刻的仿製品, 向遊客宣告「澳門有兩千年前的史前文化」。同一時間, 考古學家秦維廉提出的真品發掘方案——明確指向高爾夫球場8號洞球道下, 祗需一周局部試掘——卻被文化局以「無相關文件和材料」一再搪塞。這不是文化保護, 而是最荒誕的雙標表演：一面高調展示複製品博取掌聲, 一面對真跡搶救裝聾作啞。

這種矛盾心態的根源, 在於澳門政府對考古文化的工具化理解。博物館仿製品是完美的政績道具：低成本、高曝光率, 開館剪綵即可上新聞, 不需田野風險、不碰商業利益。仿製品從何而來？無疑基於秦維廉1980年代的原始記錄製作。既然當年能依學者手稿精製展品, 今天為何不順勢啟動真品試掘, 讓歷史從玻璃櫃走出來？

更深層問題是權力輪替下的政策斷層。澳門考古本應是城市身份的核心, 卻淪為各任領導的「表演項目」。新官員上任祗問「檔案在哪」, 不問「歷史能否重建」。秦維廉這樣的國際權威帶著發掘計劃書回澳, 政府卻連基本尊重都吝嗌。這不 祗是對個人的冷遇, 更是對澳門考古傳統的背叛, 讓前輩數十年的心血淪為博物館的裝飾品。

官僚形式主義才是真正的文化殺手。澳門擁有世界遺產光環, 卻將文物保護簡化為「有檔辦案、無檔結案」的行政流程。博物館仿製品的存在, 恰恰證明政府知道石刻的重要性, 卻不願承擔搶救責任。這比徹底無視更可恨, 因為它製造了虛假的「文化成就感」, 阻斷了澳門史前研究與國際接軌的橋梁。
這種官僚心態對澳門考古市場的殺傷力是毀滅性的｡

學者寒心：國際級考古學家都碰壁, 本地青年學者更無從發力；公眾失望：看到仿製品卻挖不出真品, 自然對文化保護失去信心；國際笑柄：世界遺產城市護不住自家史前石刻, 成何體統？

澳門政府必須正視這文化雙標的醜態：是否考慮成立「史前石刻搶救行動組」, 邀請秦維廉擔任首席顧問, 結合博物館仿製品拓本與1980年代原記錄, 展開高爾夫球場8號洞的科學試掘。 祗有行動, 才能將矛盾的「博物館展示」轉化為實際的「歷史復原」；否則, 這石刻的仿製品將永遠提醒後人∼澳門的文化保護, 曾經如此接近真相, 卻因官僚冷漠而天各一方。
　

後記 - 緣份中的考古印記：黑沙碎陶片與大灣文化的對話

　


 借助在高倍放大鏡觀察, 彩陶殘片中的白色陶衣和紅色塗料仍依稀可辨

大灣式彩陶殘片 ( NGA-63-MA-HS01 )
年代: 約公元前4500~前3700年
質地: 泥質陶
發現地點: 澳門路環黑沙
發現方法: 踏查受人為擾動過的填土堆
最大長度: 38.7 mm
最大寬度: 28.3 mm
平均厚度: 9.5 mm
重量: 14.82 gm
 和香港標本不同, 它出現了多組粗糙的平行線磨痕, 可能已出現了簡單的機械式輔助工具協同生產。


縷孔內壁製作工藝很原始, 可排除是史後至現代的干擾物料

白軟陶殘片 ( NGA-63-MA-HS02)
年代: 約公元前4500~前3700年
質地: 泥質夾砂陶
發現地點: 澳門路環黑沙
發現方法: 踏查受人為擾動過的填土堆
最大長度: 71.0 mm
最大寬度: 45.6 mm
平均厚度: 7.8 mm
重量: 30.22 gm
 標本中可見殘存原直徑約25 mm 的縷孔中約圓周 1/4 弧度, 背部有製作時人工拍打時留下的三個指印。


編者在澳門黑沙路環七、八十年代的秋季旅行記憶總是那麼鮮活: 那時我們一群中學生、大專學子, 背著背囊來到這片潔白沙灘旁的沙丘野營, 夜晚海風輕拂, 白天沿著十月初五馬路 (不是半島區的十月初五街)散步, 路氹以西與中國大陸構成的十字門海峽, 偶然在坡面或沙崗撿到幾片特別的彩陶片——表面帶著白衣、殘留的色漆跡, 胎質粗厚, 另一片白陶片, 上有鏤孔與周圍砂石截然不同。 祗是覺得有趣珍藏。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些碎片承載著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記憶, 祗覺得是黑沙這片土地送上的小禮物, 一種屬於青春的考古緣份。

以香港的憑證彩陶標本群 (HK) 作為鑑定依據對澳門黑沙標本 (Macau = NGA-63-MA-HS01) 作出仔細比對, 從而證實發現了澳門古先民的遺物。


時光流轉至千禧年後, 當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的系統研究成果陸續面世, 我們才將這些塵封多年的黑沙碎陶片重新拿出來細看。大灣文化作為珠江口新石器晚期的重要代表, 其夾砂陶的壓印紋、幾何圖案, 與黑沙上文化層出土的器物驚人相似：同樣的繩紋密度、相同的刻劃風格, 甚至胎色與燒製痕跡都高度吻合。透過類型學對比, 這些當年散步時「順手拾得」的碎片, 不再是無名之物, 而是被正式確認為澳門黑沙新石器時代的真實標本, 與南丫島大灣等遺址同屬一脈。從延陵科學綜合室的角度觀察, 標本的確來之不易實在是一種難得的緣份。它們來自澳門政權更換前的民間偶得, 缺乏層位記錄, 卻在科學比對下成為活生生的歷史證詞, 補充了官方田野出土之外的樣本多樣性。更重要的是, 這份緣份提醒我們：考古 不祗是專業學者的發掘, 更是普通人與土地間的深層連結。黑沙的碎陶片, 從秋季旅行的隨意拾獲, 到跨世紀的學術印證, 見證了澳門史前文化的連續, 也讓我們珍惜每一塊曾被海風吹拂的古老碎片。這樣的發現告訴我們, 文化遺產往往藏在日常的角落裡。或許正是這份緣份, 讓我們在現代化的洪流中, 依然能觸摸到黑沙路環那純粹而遙遠的史前脈動, 值得我們永遠珍視與傳承。

先民在製作陶器時留下的指印在標本NGA-63-MA-HS02的背面清晰可辨


在澳門人的集體記憶中, 七、八十年代的路環黑沙是最美的海角天堂。那時的黑沙海灘潔白細軟, 海水清澈見底, 周圍環繞著原始沙丘與熱帶林木, 成為中學秋季旅行、大專時代的九 澳野外宿營的熱門勝地。學生們在海邊追逐浪花、玩沙灘排球, 夜晚圍著營火唱歌, 海風習習, 星空燦爛。路環十月初五馬路還是狹窄的鄉村小徑, 兩旁椰林搖曳, 無高樓大廈, 無車水馬龍, 黑沙公園還是自然沙崗, 完全保留了新石器時代遺址周邊的原始生態。

然而, 澳門九九政權更替之後的快速城市化徹底改變了這片淨土。高樓林立取代了沙丘, 昔日海灘周邊變成了賭場、酒店及住宅區。現今又見路環十月初五馬路外洲大規模填海, 原有海岸線完全消失, 碧海藍天變成填海工地及新馬路。黑沙公園雖保留了考古遺址, 但周邊改造為媽祖紀念公園及現代設施, 原始沙丘與漁村風情蕩然無存。如今再走訪黑沙, 昔日秋季旅行的天堂已成水泥森林, 令人不勝唏噓。

黑沙路環的變遷, 正是澳門發展與文化景觀保育矛盾的縮影。考古價值固然需要保護, 但周邊環境的原始性同樣是遺址不可分割的「活化石」。見到這樣的面目全非, 令人深感失望。發展與保育之間, 確實需要更細緻的平衡——當局在推動經濟繁榮時, 應重新思考如何保留自然緩衝區、進行全面環境影響評估, 並探索「生態旅遊」而非純商業開發的模式, 讓後代也能感受七十年代黑沙之美。

希望黑沙路環的故事 能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警鐘：經濟進步不應以犧牲文化記憶與自然本色為代價。祗有認真思考保育優先, 澳門才能在現代化中守住真正的心靈家園。

續後記：陶與蘚之間∼澳門的時間之花

　

在人工植土中的澳門鳳尾蘚 ( Fissidens macaoensis Zhang, 具雌孢子囊的植株) 和它伴生的齒葉鳳尾蘚 ( Fissidens crenulatus Mitt.) 繁茂好姊妹族群, 恰教人聯想到澳門和香港的唇齒關係,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植物生存智慧 (延陵科學綜合室植物研究溫室, 2026)

當我們完成澳門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專題時, 案上的陶片標本靜靜卻似有「聲」, 彷彿仍藏着遠古的呼吸。那是數千年前的手痕, 凝結在人與地的原始對話裏。而就在同一時刻, 研究室中的澳門鳳尾蘚 ( Fissidens macaoensis Zhang) 居然開「花」了, 那一抹微小的綠, 在整個報告結束的瞬間, 成了時間另一端的回應。「苔花」本質上並非真實的花朵, 通常是指其「孢子囊」或「孢蒴」。美稱為「苔花」, 使聽來更有物外之趣！

考古學讓我們看見「曾經存在」植物學則讓我們思索「仍在延續」。兩者存在空間上, 又近得出奇~黑沙的遺址與九澳的古老苔蘚, 彼此 祗隔咫尺；但在時間的尺度上, 鳳尾蘚卻更為古老、更為遙遠。它的族群早在新石器時代之前, 便已於地球之上繁衍, 默默觀照著無數生命的更迭。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所謂的文明, 祗是它悠長生命史中的一瞬光影。

這樣的巧合, 有種難以言傳的緣份。古陶記錄先民手指的痕跡, 苔蘚記錄時間與天地的不朽, 一者訴說人的存在, 另一者象徵天地的持續。當它們在澳門的土地上相遇, 我們似乎聽見一種更深層的時間樂音：原來歷史不止在人類的篇章裏延展, 也在無聲的生長中綿延。

也許, 這就是學術之外的啟示∼人與萬物相互映照；文化的久遠, 不及生命的默存。當鳳尾蘚在顯微鏡下開出微「花」, 我們忽然感到, 這既是研究的階段上的終點, 人類的文明, 也許 祗是在自然長河裏的一次短暫閃爍, 而唯有懂得仰望與凝視的人, 才能在這閃爍之中, 看見永恆的回聲。

黑沙海灘典型的幼砂樣本: 因為砂中混有海綠石 (Glauconite) 而呈現灰黑色, 故有此名。黑沙灣過去一直著雖有一定遊客但仍是低污染的環境｡ 政權易幟之後的澳共對澳門自然生態保護乏善可陳, 到了今天, 雖然不見有甚麼增長的遊客量, 但黑沙周遭的環境已受到嚴重的污染。

主要參考文獻

　

[1]  澳門史前考古與文化 Arqueologia Pré-Histórica e cultura de Macau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of Macao / 陳浩星主編 澳門藝術博物館 民政總署.
[2]  嶺南印記 . 粵港澳考古成果展 澳門博物館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上冊/下冊
[3]  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 香港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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