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樓》馬關條約130周年紀念 / Shunpanro: 130 Years Sinc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春帆樓》馬關條約130周年紀念
Shunpanro : 130 Years Sinc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序言一：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歷史的灰燼與今人的冷漠

一百三十年後的馬關海峽,現稱為關門海峽。站在和布刈神社遠望，在春帆樓赤間神社的海旁便是「壇之浦」海域。下關春發樓早已在1945年消失，現時只餘下講和紀念館作憑弔。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那是一個風微晴朗的午後，筆者來到下關。眼前海潮翻湧，瀨戶內海的浪花不息拍打石岸。這裡，是平家最後沉沒的地方～壇之浦。八百多年前，平家在此覆滅，卻有着一位雙眼失明彈琵琶的琴人，到處唱頌《平家物語》的故事,後來被十九世紀日本怪談小說之父小泉八雲稱為「無耳芳一」的老人。驕矜的貴族隨波而去，連同他們的榮華夢影一起被潮水掩埋。歷史就在這片水域中流動，不息也無情。站在關門海峽岸邊，眼前湧動的不只是水流，而是兩道疊影般的歷史。一是壇之浦，平家覆滅之地；一是馬關，李鴻章被迫簽字的地方。千年海潮，不停拍打同一片水域，卻見證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沉淪，一個是武士政權的終章，一個是東亞大國的屈辱。

然而站在海風之中，心頭浮起的卻不是武士的詩意悲壯，而是另一場民族的懺悔。1895年的春天，李鴻章在這裡被逼簽訂《馬關條約》。一紙和約，剝去的不僅是台灣與遼東，更是近代中國的尊嚴與血色。那一筆筆「賠款」，既是屈辱的符號，也是醒不來的夢魘。李鴻章在此承受刺殺，捂著胸口的血跡，最後仍要坐到談判桌前，簽下那份《馬關條約》。二億兩賠款，台灣與澎湖的割讓，朝鮮「獨立」的強迫承認，從此打開日本殖民與東亞權力重組的序幕。這不只是一紙條約，而是寫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一道血槽。

一百三十年轉瞬如飛灰，歷史彷彿被時間磨平。中國人總愛重提“國恥”，卻很少真正理解這兩個字的份量。記念者有之，感慨者亦有之，但能從歷史中提煉力量者寥寥。歷史不是傷感的舞台，也不是官方儀式的口號；它應該是民族自省的鏡子，是每個人心底的清算。可惜，當年李鴻章的嘆息，如今只被當作教科書裡的注腳，而歷史本身早被政治的濃霧掩蓋。更可悲的是，今日之中國，並未真正走出權力的輪迴。歷史的教訓未被吸收，強權與傲慢卻換了面具再現。那些掌權者以「民族復興」為口號，卻以恐懼與控制維持榮光。他們以為壓制異聲便能重現強國之夢，卻忘了真正的力量來自人民對歷史的清醒。

今日的統治者，高舉「百年國恥」「民族復興」的旗幟，把近代史當成動員工具，卻極力壓抑真正的歷史討論。歷史被剪裁成宣傳片段：可以無限放大外侮，卻必須淡化內部失敗的根源，可以痛斥帝國主義，卻絕不鼓勵公民把同一套標準用來審視本國權力。於是，「不忘國恥」變成一種選擇性記憶——該記的記得太牢，不該想的統統抹去，最終從來學不到真正的教訓。更諷刺的是，那種曾令清帝國付出慘痛代價的體制病灶，並沒有在百年動盪後徹底剷除。強權依舊，只是披上了另一種革命與發展的外衣。言論被約束，史學被馴化，教育變成單向輸出的合理化工程。掌權者亦步亦趨地複製晚清的錯誤，恐懼社會的自主與多元，害怕人民真正理解歷史，於是把一切批判都視為威脅，而不是救藥。在這樣的結構下，「歷史」不過是統治者手中的工具，而不是人民手中的利劍。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壇之浦的潮水依舊拍岸。海風冷峻，像在訴說千年來人類不變的輪迴：一方敗亡，一方驕傲，歷史終究不會開口。只是我們，依然未學會傾聽。(2025年. 冬月)

序言二：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歷史未竟的現代化之路

日製甲午紀念印刷畫(春帆樓會議) (藏品編號:NGMH-JP-0037)。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乙巳冬月筆者踏上前往九州下關與門司港的旅程，沿着關門海峽，從福岡縣走到山口縣，再探訪春帆樓那個簽下《馬關條約》的場所。一百三十年前的春天，滿清政府在這裏簽下中國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紙喪權條約。那是中國真正跌入近代世界的轉捩點，也是一場民族現代化夢的開端與噩夢。

春帆樓（春帆楼、しゅんぱんろう、Shunpanro)~那個中日代表簽署《馬關條約》的地方。甲午戰爭的屈辱失去台灣，對大清而言是喪權辱國，也開啟了東亞秩序的新篇章。站在那裏不只是回望歷史，而是感受到時間的漩渦仍未平息當年的「現代化之夢」，曾被許多人寄託為中國的希望，如今卻在現實中變成無數人心裏的落寞，遠眺春帆樓俯瞰海峽，波濤依舊洶湧，可時代卻似乎沒有改變多少。一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表面上已經是高樓林立、科技昌盛的大國，但這副繁榮的皮相掩不住政治的陰影與體制的僵硬。從甲午到今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發達」或「強盛」，而是這個國家從未完成心靈與制度的現代化，只是從皇權變成了黨權，從迷信帝制轉為迷信權威。

那種不透明的政治文化，將現代中國變成了一個資訊封閉、言論被禁錮的空間。所有的歷史教訓都被改寫成「勝利敘事」，失敗與反省被抹去，就連人民都習慣在「繁榮的幻象」中自我安慰。這正是馬關以後遺留下來的最深創傷，個從未真正敢於面對自身弱點的民族。

日本之行恰逢聖誕節將至，也正值紀念香港保衛戰。想到1941年的冬天，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終於蔓延至我們香港的土地。香港在戰火中淪陷，那場戰爭不僅是東亞地緣霸權的延續，更預示了近代中國政治宿命的延伸，從清末的崩潰，到民國的戰亂，再到今日的專制復歸。

曾經的香港，代表着另一種可能！法治、自由、透明，這些理念是近代化的靈魂。可是短短幾年，那些價值在權力的壓制下逐漸消散。從新聞自由被窒息，到公民社會被瓦解，香港變成另一個歷史的試驗場。那種熟悉的歷史迴圈令人痛心：從甲午戰敗到今天，「改革」的口號喊了一個世紀，結果卻是倒退回原點。

回望春帆樓那寧靜的日式庭園，內心卻感到無限沉重。歷史並非遙遠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警鐘。若制度仍拒絕光明，若社會仍習慣沉默，即使再過一個一百三十年，中國仍不會真正「現代化」。歷史不是讓人緬懷的裝飾，而是讓人警醒的鏡子。願有一日，中國與香港都能擺脫虛假的繁榮，回歸理性、自由與人性的良知，那才是對甲午戰爭真正的紀念。(2025年.平安夜)

舊春帆樓的原始建物結構

春帆樓的日本式木造二樓主廳，面朝關門海峽，設有長桌與巨燈。1945年美軍空襲燒後，原址一直保持空置狀態。直到80年代重建，現今的新春帆樓為混凝土鋼筋做。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春帆樓的原始建物源自19世紀中葉的阿彌陀寺住持所，1875年神佛分離後廢棄。1877年，來自中津藩的蘭醫藤野玄洋購入該地，設立「月波樓醫院」，並提供休養設施，這成為春帆樓的前身。1884-1885年藤野玄洋去世後，其妻藤野滿在伊藤博文建議下改建為割烹旅館，並命名為春帆樓。原春帆樓是一棟兩層樓的日本式木造小樓，位於下關市的高台上，俯瞰關門海峽，具備凌空而飛之勢。雖然文獻未明確記載使用瓦片，但作為明治時期典型日式建築，多以木框架搭配瓦頂建成。

日本選擇春帆樓談判的理由

春帆樓過去為「河豚料理公許第一號店」現時仍以河豚料理在日本聞名。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下関春帆樓及日清講和紀念館的歷史照片，對比今日春帆留的面貌，可說是新舊交融，現時只有歷史圖片，才能回顧昔日老春帆樓的原貌。為日本重要史蹟紀念地點。(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舊春帆樓於1945年美軍空襲燒毁,現今只能透過遺瓦作回顧它的歷史。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伊藤博文選擇春帆樓的地理位置俯瞰關門海峽，讓日本軍艦頻繁進出成為談判期間的視覺威脅，強化日本軍事優勢對清朝代表的心理壓力。軍事展示作用春帆樓高台上直接面對海峽，李鴻章一行每日目睹殲滅北洋艦隊的日本軍艦駛向大陸，營造「炫武」氛圍，凸顯清廷海軍崩潰後的絕望。此設計有利伊藤博文等日方施壓，延續甲午戰爭勝利者的主導地位。交通與便利性，從天津至下關僅需三至四天船程，比廣島更短且無需換船，降低李鴻章旅途風險，卻仍讓日本維持主場控制。位置兼顧雙方急促談判需求，但海峽景觀持續提醒清方戰敗現實，加劇不對等氛圍。另一個人與地緣因素，伊藤博文出身長州，春帆樓為其家鄉河豚名店，他曾親筆命名並頒發首張河豚許可證，選擇此地兼具盡地主之誼與主場優勢，展現下關港口繁榮。

談判策略意圖，伊藤急於速戰速決，早願遷就地點甚至考慮旅順，但最終選春帆樓確保日本主導權，平衡各方意願並加速和談進程。伊藤博文與河豚料理的關聯被視為歷史軼事，具有高度真實性。解禁河豚的關鍵角色伊藤博文於1887年在下關春帆樓品嘗河豚後大讚其美味，隔年促成山口縣解除河豚禁食令，使春帆樓成為「河豚料理公許第一號店」，此後全國逐步解禁。歷史證據支持多份文獻記載伊藤出身長州，早年即愛食河豚，甚至幕末時違禁品嘗，並親筆為春帆樓命名，後續多次下榻享用，直至1909年最後一餐皆為河豚鍋。

談判場地的布局

日清講和紀念館於1930年代落成不久的明信片照片,與老春帆樓成為《馬關條約》談判的日本重要史蹟。(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馬關條約》談判的正式場地位於舊春帆樓的二樓大廳。該大廳為當時春帆樓的日本式木造二樓主廳，面朝關門海峽，設有長桌與巨燈，提供日方軍艦巡弋的視覺威懾，大廳中央作為會議室，置有從濱離宮賜予的16張大小椅子，按座位順序排列，每椅下方標註代表姓名，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相對而坐的高背椅，桌上鋪深灰桌布，配中國毛筆、硯台、墨水瓶及草花紋蒔繪硯箱。當年攝影技術雖存，但談判過程嚴密保密，無公開拍攝紀錄；日清講和紀念館依據伊藤博文回憶錄、李鴻章書信及目擊證詞推斷座位，如李鴻章居首、伊藤對坐。

歷經29天會談後於1895年4月17日簽署條約，《馬關條約》的原本分中日文各存一份，現分別收藏於中國與日本國家級機構。中文原本由中華民國繼承後，現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館，屬外交檔案類，不常公開展出，可透過故宮數位典藏系統查詢影本。

日文原本保存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東京)，為明治時期外交文書核心，線上目錄可搜「下関条約原件」，實物需預約閱覽。伊藤博文一行在《馬關條約》談判期間，主要住宿於春帆樓本身。春帆樓不僅是談判場地，亦為割烹旅館，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等核心代表全程下榻此處，享有河豚料理與眺望關門海峽的優勢，掌控主場節奏。清日分居安排相對地，清朝一行包括李鴻章駐於附近引接寺，經「李鴻章道」往返春帆樓，避免直接衝突並強化日方心理優勢。

日清講和紀念館

下関日媾和紀念館的瓦片。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日清講和紀念館(又稱日媾和紀念館)位於日本山口縣下關市，紀念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簽署的《馬關條約》(日方稱下關條約)。該館為保存春帆樓(原簽約地點)中使用的桌椅、文書及相關文物而建，1935年動工，1937年6月完工開館，重現當時29天談判場景。建築為鋼筋混凝土一層樓結構，瓦頂，面積約138平方米，後於2011年登錄為日本有形文化財。1945年空襲倖存原因 1945年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空襲燒毀鄰近春帆樓，但紀念館未遭大火波及，文物完好保存至今。原因包括鋼筋混凝土結構耐火，以及可能避開直接砲擊或文物事先移置保護。

一、日清講和紀念館的現存談判文物

日清講和紀念館於1937年建成前，將春帆樓原簽約桌椅、文書等文物移置保存，避免1945年空襲損毀，館內至今重現談判場景。史料保存依賴鋼筋混凝土結構耐火及戰時文物轉移，無重大變化。日清講和紀念館內保存了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時春帆樓使用的原物文物，重現當時會議室場景。館內中央展示16張由濱離宮賜予的大小椅子、法國製暖爐、草花紋蒔繪硯箱及墨水瓶等，這些為日清雙方代表如伊藤博文、李鴻章實際使用之物。桌椅配置標註各代表座位與職稱，忠實還原29天談判氛圍。另收藏伊藤博文、李鴻章遺墨、《清日講和條約》樣本、會議照片及出席者肖像，重現歷史細節。這些文物於1937年館建成前從春帆樓移置，避免1945年空襲損毀，至今完好無缺。春帆樓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簽署的原址，一座位於日本下關市的著名河豚料理旅館。

日清講和紀念館建於1937年，專為保存春帆樓內簽約時使用的桌椅、文書及文物而設，重現29天談判場景。原春帆樓後因地震及1945年美軍空襲燒毀，文物移至紀念館保存，現今春帆樓為重建後的旅館。兩者相鄰，均位於山口縣下關市阿彌陀寺町，春帆樓位置僅數十米之隔，紀念館建於春帆樓旁。春帆樓原建築於1945年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空襲中燒毀，此後經歷多次重建，成為當今河豚料理旅館。在毀壞與初步重建方面，原春帆樓在

1895年簽署《馬關條約》後持續經營至1921年易主林平四郎，戰爭結束後由「地産トーカン」接手重建並重新開業，恢復割烹旅館功能。1958年關門海底隧道開通後，昭和天皇與皇后曾駐蹕春帆樓，1963年國民體育大會期間再度獲日本皇室光臨。1985年12月進行全面改建，成為現今主要建物，2001年內部裝修，後轉由歐力士集團子公司經營。

紀念館以回字結構，牆壁位置《馬關條約》伊藤博文及李鴻章的書法作品及相關歷史資料，中央位置放置1895年，當年談判使用的原有文物。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紀念館內中央位置作為上次展主題，展示16張由濱離宮的大小椅子、法國製暖爐及草花紋蒔繪硯箱及墨水瓶。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空襲脈絡

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戰略轟炸的主要目標是削弱日本後方工業與交通節點，特別是大城市工業區與關鍵港口，不少地方城市因所在區域被列入轟炸航路或港灣封鎖行動而遭受波及。〔綜合理解自同時期日本本土空襲的一般研究，現有春帆樓條目對具體作戰編號與日期並未詳載〕下關位處本州西端、面對關門海峽，本身是連接本州與九州、並通往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的航路、鐵路與物資集散要地，因此在戰略上具有一定重要性。在這樣的戰略環境下，下關市的市街、港灣設施與周邊工業基礎設施成為空襲潛在目標，春帆樓所在的阿彌陀寺町高台區域，則可能因鄰近市街或港區起火與延燒、亦或遭遇散布性炸彈與燃燒彈波及而被燒毀。現存公開中文資料多僅以「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因美軍空襲而燒毀」，並未提供具體的轟炸日期、參與部隊、投彈高度與精確目標指示等細節，顯示相關檔案尚未在華語學界形成細緻的個案研究。

春帆樓焚毀的史料問題

目前可見的通行介紹而言，關於春帆樓的建築史與經營變遷相對清楚，例如由藤野玄洋家族創辦、1921年轉由林平四郎經營、1937年旁建日清議和紀念館，以及1985年主建物重建等時間點，都有明確記載。然而，對1945年前後空襲導致建物焚毀的記述基本停留在一句話的層次，顯然主要以旅館與紀念館方提供的年表性資訊為依據，缺乏來自美軍作戰紀錄或地方防空報告的交叉比對。這種史料結構導致一個現象，春帆樓在宏觀敘事中，被高度強調為「甲午戰後談判地」「馬關條約締結地」，而其在戰爭末期作為城市建築、作為民用空間在空襲下的具體遭遇，反而被壓縮為象徵性的一筆。從記憶研究的角度來看，戰前「戰勝清朝」的國族記憶，與戰後「戰敗與焦土」的記憶，在此地的建築延續上形成強烈斷裂，前者被精心再現與展示，後者則以極簡方式被處理。

空襲與戰後重建的象徵

1945年春帆樓原建物在空襲中焚毀後，下關市與營運者並未選擇完全放棄這一地點，而是在戰後數十年間先行局部修復、再到1985年完成現今主建物的新築，旁邊仍保留1937年建成的日清議和紀念館。這種「以新建物承載舊記憶、以戰前紀念館串接戰後空間」的配置，使春帆樓成為一個同時包含戰前帝國榮光敘事與戰後觀光都市、和解象徵的複合歷史場域。對今日的臺灣與華語遊客而言，前往下關參觀春帆樓與日清講和紀念館，多是為了回顧《馬關條約》下臺灣被割讓的歷史，而對1945年的空襲與焚毀經過則較少被主動呈現，這反映了地方觀光與記憶政治的取捨。

若從戰爭遺跡研究的角度切入，春帆樓本可被納入「被戰略轟炸摧毀的帝國象徵建築」這一類型，但目前相關學術化敘事仍明顯不足，為日後透過日本地方檔案、美軍戰時檔案與口述歷史補強留下重要研究空間。春帆樓被美軍空襲燒毀的經過，理解為：在一座擁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的條約簽署地建築身上，戰爭末期的城市空襲並非針對此象徵本身，而是將其作為整體軍事與交通節點的一部分而間接摧毀。然而，戰後記憶與重建的實踐，卻重新選擇了「恢復馬關條約舞台」這一面向，而未將空襲創傷的具體歷史過程同等地制度化、展示化，形成記憶上的偏重與沉默。戰時下關市政府與警防團資料、美軍第20航空隊或相關艦載機部隊的作戰報告、以及戰後地方報紙對春帆樓燒毀與重建的報導，因缺乏公開詳細嘅記載及細節，目前中文世界公開資訊不足的很多地方仍處於空白。

春帆樓原建物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遭受美軍空襲燒毀，但公開可得資料中缺乏具體空襲日期、參與機群或精確目標的細節記載。多數歷史記述僅概括為「1945年因美軍空襲燒毀」，將其置於下關作為本州西端港口與鐵路樞紐的戰略脈絡中。現有中文與日文通史資料一致指出焚毀發生於1945年太平洋戰爭後期，此時美軍已轉向對日本本土城市實施大規模戰略轟炸，包括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低空燃燒彈攻擊與艦載機掃蕩。下關位處關門海峽要衝，鄰近工業區與運輸設施，可能被納入1944年底至1945年夏的區域性空襲目標序列，但無證據顯示春帆樓本身為首要軍事標的，而是因市區延燒或散布性轟炸波及。美軍對下關的空襲重點在於摧毀港口、鐵道與周邊兵工廠，以切斷本州-九州-朝鮮的補給線，而非針對單一文化建築如春帆樓。阿彌陀寺町高台位置雖俯瞰海峽，卻緊鄰市街，易受火災蔓延影響；類似案例見於同時期廣島或小倉等西日本城市的無差別轟炸。缺乏美軍第20航空隊作戰日誌或下關防空報告的交叉驗證，導致無法確認具體飛行日期或投彈量。

春帆樓講和紀念碑

碑文記述春帆樓地理與歷史沿革，重點紀念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過程，並記錄大正十二年(1923年)的史蹟。(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下關春帆樓講和紀念碑建立於1923年(大正12年，癸亥孟夏)，由馬關條約談判日方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巳代治撰文並刻於青銅碑上，旨在紀念春帆樓由廢棄到重建的過程，並永存甲午戰爭後的歷史意義。甲午戰爭(1894-1895)日本獲勝，清廷敗北後派李鴻章至下關春帆樓與伊藤博文談判，歷29天簽訂《馬關條約》，春帆樓因此名聞天下。1920年(大正9年)春帆樓主人病歿，建築瀕臨廢棄，地方人士林兵四郎(或林平四郎)出資購置保存，伊東受託撰碑記述樓宇由阿彌陀寺舊址改醫院再成客館的沿革及條約簽訂事蹟。碑文立於春帆樓旁強化其史蹟地位，後續1937年日本政府建「日清講和紀念館」旁邊，重現談判場景並保存文物，1945年空襲毀春帆樓時文物散失。2011年紀念館列為日本登錄有形文化財，碑文成研究馬關條約的重要一手資料。碑文彰顯日本視甲午戰爭為「國威濫觴」，炫耀軍事勝利與談判優勢，同時記錄地方保護文化遺產的義舉，對中日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研究具參考價值。

下關春帆樓的講和紀念碑(日清講和紀念碑)碑文由伊東巳代治撰寫，全文以文言文刻成，以下為完整內容：

「講和」邦彥王 (碑額) 碑文全文 :

馬關海峽爲內海咽喉，以二條水道通玄海洋內外，船舶徂徠者無不過此，古有臨海館，今有春帆樓，共爲待遠客之所云。樓負山面海，東仰壽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令人不遑應接。聞樓之所在，原係阿彌陀寺之墟，豊前人藤野玄洋，獲方四百步之地而開醫院。其歿後，寡婦某營客館，縉紳多投于此。甲午之役，六師連勝，清廷震駭，急遽請弭兵，翌年三月遣李鴻章至馬關。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樽俎折衝，以此樓爲會見所，予亦從伯參機務。四月講和條約初成，而樓名喧傳于世。大正九年樓主病歿，其業將廢、馬關人林兵四郎投資購之，囑予記之。嗚呼今日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此地亦儼為一史蹟，其保存豈可附忽諸乎，林氏之此義舉，固宜矣顧當時，彼我折衝諸賢前後，皆易簀老軀獨存，是所以予以，不文敢草此記也。
癸亥孟夏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東巳代治撰拜書。

2025年下関區域春帆樓的今貌,過去與現在因日清講和紀念館的感染下,仿彿看見惜日的影像。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下関春帆樓四件樸實無華的瓦片。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昭和12年(1937年)6月建立的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關春帆樓園內的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建立於1937年(昭和12年6月)，與日清講和紀念館同時落成。日本政府為紀念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40週年，在春帆樓旁興建紀念館並豎立銅像，表彰伊藤博文(時任首相、日方全權代表)及陸奧宗光(外務大臣)在甲午戰爭後談判中的「功績」，彰顯日本軍事勝利與外交優勢。

銅像強化春帆樓作為「日清媾和」史蹟的象徵地位，配合碑文及紀念館，形成完整紀念空間，日本內閣及山口縣地方當局共同倡導此項目，作為日本國家層級的歷史紀念工程，配合春帆樓重建及碑文豎立，形成完整史蹟群。官方文件顯示，此舉屬昭和時期軍國主義宣傳一部分，表彰兩人在甲午戰爭談判的角色下關春帆樓園內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的設置由日本政府官方決議推動，主要源自1937年(昭和12年)為紀念馬關條約簽訂40週年而興建日清講和紀念館的整體計劃。

日本內閣及山口縣地方當局共同倡導此項目，作為國家層級的歷史紀念工程，配合春帆樓重建及碑文豎立，形成完整史蹟群。官方文件顯示，此舉屬昭和時期軍國主義宣傳一部分，表彰兩人在甲午戰爭談判的角色。

二、1895年有關《馬關條約》的重點條款

下関日講和紀念館內所展示的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的頁面位置內容(部份)。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馬關條約全稱《馬關條約》(日文：下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於日本山口縣下關(馬關)春帆樓簽訂，由清廷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與日本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議定，經光緒帝批准後生效。甲午戰爭(1894-1895)清軍全面敗北，北洋水師覆滅，李鴻章於高升號船上被日軍刺傷後赴下關議和。條約簽訂後引發公眾義憤，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反對割臺賠款。有關賠償條款如第四條為最屈辱內容：清賠日本軍費二億兩庫平銀(白銀，約合3億日圓或清四年財政收入)，分8年繳清—前兩年各5000萬兩，其後六年每年3000萬兩，加5%利息。實際總額達2.3億兩，導致清廷財政崩潰，發行外債並加重百姓稅負。有關領土割讓細節，第二條規定割讓遼東半島(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另賠3000萬兩)、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予日本「永遠讓與」。台灣居民抗拒，劉永福黑旗軍抵抗，交接時李經方於基隆外海完成儀式，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有關通商與特權擴張在第三條：開放重慶、蘇州、杭州、沙市為通商口岸，日本可設廠、進口機器、內河航行。及第六條：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獲清廷治外法權擴大。有關其他軍事與政治條款，如第一條：清承認朝鮮「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終止宗主關係。第五條：日本暫佔威海衛及膠州灣，直至賠款完清。及第七條：清允日本招募勞工赴日，拆除大沽炮台。

《馬關條約》對清朝的財政打擊

馬關條約巨額賠款導致清廷財政崩潰，總額達2.3億兩白銀(含贖遼費及利息)，相當於清政府3-4年財政收入，迫使採取多項緊急應對措施。清政府首先大舉外債，向俄法聯貸4億法郎(約1.6億兩銀)，以海關稅及鹽稅作擔保，償還期36年，利息高達4-5%；後續又向英德美等借款，總債務超原賠款額兩倍，利息支出成新負擔。內部措施包括加徵鹽稅(每斤加價)、重抽煙酒稅、米折減成、裁減旗兵俸餉及勇營、扣減官員薪金，各地厘金改抽，導致民怨沸騰，引發義和團運動等動亂。加速洋務企業私有化(如輪船招商局部分股權售外)、發行外債修建鐵路(權利抵押列強)，白銀外流致通貨緊縮，市場蕭條，資本積累停滯，直至辛亥革命仍未擺脫債務泥沼。

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親筆簽名。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清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生於1823年安徽合肥，卒於1901年北京，字子黻、號少荃。早年李鴻章道光丁未科進士出身，早年投效曾國藩門下，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62年創建淮軍，迅速擴張至六萬餘人，裝備西方新式武器，成為清軍精銳。其後成為大清北洋大臣，於1870年起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權25年，主持洋務運動。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礦務局、唐胥鐵路，並建北洋水師，成為亞洲最強海軍。在他領導下的主要戰爭與外交，如中法戰爭後強化海防，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遭譏賣國。1900年義和團運動，任全權大臣簽《辛丑條約》。

李鴻章作為晚清重臣，其歷史評價在當代視角下呈現複雜二元性，既被視為洋務運動先驅，也飽受賣國指責。他創建淮軍平定太平天國，主持洋務自強，開辦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及北洋水師，奠定中國近代工業與海防基礎。外交上靈活運用「以夷制夷」，如天津教案與中法和議，避免更大戰禍，獲譽中興名臣。甲午戰敗簽《馬關條約》割臺賠款，義和團後議《辛丑條約》，被斥賣國賊，改革僅限皮毛未觸政體根本。然近年研究認其受制中央腐敗與國力懸殊，非個人全責。當代視角，今日史學多視李鴻章為時代產物，在內憂外患中求存圖強，雖妥協求和但推動現代化轉型，其功過需置於清末大勢考量。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對李鴻章的外交手腕高度肯定，稱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視為中國近百年僅有的兩個半外交家之一。他認為李鴻章在晚清內憂外患中，以靈巧外交周旋列強，如天津教案、中法和議及三國干涉還遼，避免更大災禍，堪稱偉大外交家。此觀點強調李非賣國，而是受制國力，求存圖強。近年史學未見明顯改變，唐德剛視角仍獲認同，多視李為時代悲劇英雄，洋務貢獻與外交務實勝過傳統譴責，毀譽參半但功大於過。

行刺李鴻章事件

引接寺山門在1945年美軍空襲幸存,下圖:春帆樓講和紀念館收藏李氏下榻引接寺時使用的屏風。(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李鴻章乘轎返回引接寺，距寺門不遠處22歲無業青年小山豐太郎(左方圖人像)從人群衝出，近距離向李氏開槍。(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李鴻章遇剌後改用小路往來引接寺往返春帆樓,也是為人熟悉的李鴻章道。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1895年3月24日下午4時15分，第三輪談判結束後，李鴻章乘轎沿山下大路返回引接寺，距寺門不遠處，22歲無業青年小山豐太郎(群馬縣出身)突然從人群衝出，近距離開槍擊中李左眼下方，子彈嵌入臉頰，造成嚴重出血與暈眩。李鴻章被隨從護送回寺緊急治療，傷勢雖非致命但需休養約兩週，期間引接寺成為臨時病房，下關市民送上魚缸內的海鮮作為慰問，盼其早癒。槍擊事件震驚國際，日本為挽回形象同意清方停戰要求，並讓李鴻章改走春帆樓至引接寺的山麓小徑(後稱「李鴻章道」，長約數百米、寬1.5米)，避開人群。4月10日談判恢復，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小山被判無期徒刑。

李鴻章1895年下關遇刺後，清朝國內輿論呈現強烈憤怒與分裂，視事件為日本野蠻行徑，同時加劇對李氏議和政策的攻擊。官方與朝野反應清廷震驚，光緒帝與慈禧迅速發電報慰問李鴻章，並暫停談判要求日本道歉與賠償，朝中主戰派如康有為借機上書，主張廢除議和、繼續作戰，以報復日本「不顧信義」。報章如《申报》刊載消息，激起民間義憤，許多士紳呼籲「雪恥」，但基於戰敗現實，官方仍以保護李氏安全為先。對李鴻章的批評輿論中，主和派支持李氏堅忍，但保守派與激進分子譏其「賣國賊」，指責議和條件過苛、未能預防刺殺，甚至傳言李氏「借傷要脅朝廷讓步」。事件雖助談判獲停戰與減賠，但強化了後世對李鴻章「漢賊」的負面形象，維新派則視為日本恃強欺弱的證據。

第一任日本首相總理大臣伊藤博文

日本首相伊滕博文英文手簽 (藏品編號:NGMH-JP-0014)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時代的關鍵政治家，明治維新元老之一。1841年生於長州藩農民家庭，原名伊藤俊輔，早年入吉田松陰松下村塾學習。1863年作為長州五傑之一偷渡英國留學，見識西方國力後轉向開國倒幕，參與明治維新。維新後任兵庫縣知事、工部卿，1871年參與岩倉使節團歐美視察。1885年廢太政官制，創內閣制，任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前後四度組閣，推動近代化改革。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奠定君主立憲基礎。策劃甲午戰爭勝利，促成《馬關條約》，後任韓國統監，擴張日本在朝鮮影響力。晚年與遇刺，1909年10月在哈爾濱火車站，被韓國獨立運動者安重根刺殺，伊藤享年68歲。

甲午戰役後小野隆助建的定遠館

從這角度觀看定遠館門閘有著東洋風情畫,但懂得這文物歷史的人卻不太多。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定遠館的館前出口，為歷史研究者感興趣的鋼板所造的大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定遠館是由清國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的殘骸部材，在日清戰爭後運到太宰府所興建的一座小型紀念館，目前仍存於太宰府天滿宮境內附近，外觀低調，未作大型觀光開發，但作為甲午戰爭與近代日中關係的物證，保護與活用的討論正逐漸增加。甲午戰爭後由小野隆助打撈、建館日清戰爭後，出身太宰府、曾任福岡縣知事、且是太宰府天滿宮神職與眾議院議員的小野隆助，向日軍大本營申請打撈「定遠」殘骸，1896年3月獲准，以民間經費進行打撈,小野約用一年時間拆運艦體部件回九州，在太宰府天滿宮附近自宅敷地內，以艦材興建一座別墅式建物，命名為「定遠館」，有強烈「紀念戰勝、向明治天皇表忠」色彩，也被視為他企圖洗刷福岡藩幕末以來「不忠、不協調」形象的一種象徵行動。

定遠館經過修整後,結構多以複製件替代,但門閘卻是其著名的地標本性文物。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小野隆助出身太宰府、曾任福岡縣知事、且是太宰府天滿宮神職與眾議院議員的小野隆助，向大本營申請打撈「定遠」殘骸，1896年3月獲准，以民間經費進行打撈。小野約用一年時間拆運艦體部件回九州，在太宰府天滿宮附近自宅敷地內，以艦材興建一座別墅式建物，命名為「定遠館」，有強烈「紀念戰勝、向明治天皇表忠」色彩，也被視為他企圖洗刷福岡藩幕末以來「不忠、不協調」形象的一種象徵行動。以艦材再利用的具體例子，縁側下方的橫桿等部材，部分其實是「定遠」救生艇的木槳，切削後嵌入建築結構，可見半圓與扁平截面並列的特殊形狀。大門門扉使用裝甲鋼板，表面仍保留海戰中砲彈炸裂留下的洞孔與破片痕跡，成為最具視覺衝擊的「戰爭痕跡」展示。

定遠館經過修整後,結構上幾近全新，過去定遠南的木結構，基本上估計已經轉變為保護收藏模式。圖片見到定遠館左側位置，館前出口正是定遠鋼板所造的大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院內與屋內局部構件(欄杆、金屬配件等)亦可辨識為艦上部件的再利用，呈現近代軍事物資被「日常住宅化」的特殊歷史過程。定遠館目前仍在原址保存，屬太宰府天滿宮所有，外觀維持傳統木造日式住宅樣貌，正門附近立有解說牌，簡述「威海衛海戰、定遠自沈、打撈建館」等來歷。有報導指出建物近年進行修繕，部分建材已更換新材以確保結構安全，但仍盡量保留原本來自「定遠」的部件與布置方式。多數旅遊與歷史遊記強調，定遠館位於天滿宮觀光動線旁邊，但並非大型博物館或主力景點，通常只能在外部與庭院門口觀察，內部並非長期全面對一般遊客開放。從中文與日文遊記來看，關注者多是研究甲午戰爭、海軍史或東亞近代史的訪客，普通觀光客往往甚至不知道這處遺構存在，顯示其知名度與展示力道相對有限。建物本身屬於明治後期的木造住宅，老化與耐震、安全性是實際的保存課題，如何在維修換材與保留「定遠原件」之間取得平衡，將直接影響其原真性與展示力?由於定遠館兼具「日本戰勝紀念」「清國戰敗象徵」與「跨國記憶遺產」等多重意義，未來如何用更中立、歷史性的語言來解說，讓中日韓等地訪客都能理解其複雜性，而非單一國族視角，將是詮釋上的重要方向。

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獨虎圖郵票

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獨虎圖郵票/叁拾錢/藍色/第二版/右下角殘缺 (藏品編號:NGMH-QD-0080)。(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1895年，清代台灣民主國成立時，為了抗擊日本侵略並籌措軍費，於同年7月至10月期間在台南安平關開辦「獨虎郵政」，發行了被稱為「獨虎郵票」或「民主國郵票」的郵票。這套郵票採用藍底黃虎圖案，象徵台灣民主國的國旗與國徽，是一個短暫存在於台灣的共和制政權所發行的郵票。獨虎郵票的誕生經過主要是在黑旗將軍劉永福鎮守台南期間，為商民與外僑通信需求以及自籌軍餉而設立，當時郵票的設計和印製先後有多個版本，第一版使用薄紙無齒孔，後來為改進品質從廣東取得版模印製第二版郵票。獨虎郵票除了作為郵票使用外，也有可能作為軍費籌募的收據使用。這套郵票成為台灣民主國抗日歷史的重要見證，且因其發行時間短暫與特殊背景，具有相當的歷史與收藏價值。

獨虎圖郵票的設計以藍底黃虎為主體，直接源自臺灣民主國的國旗──俗稱「虎旗」的設計。郵票的圖案呈近正方形，由三個長方格圍成另一個長方格，中央格中繪有一隻形象慈祥但氣勢威武的黃虎，其形象與旗幟上的老虎相呼應。虎的意象象徵力量、勇猛與抵抗精神，代表當時台灣人民對抗日本侵略、保衛家園的決心。郵票中的虎並無生肖年的文化意涵，僅作為象徵性的國家標誌。整體設計簡潔且具有鮮明的民族認同色彩，反映了台灣民主國短暫而堅定的抗日立場與國家象徵意識。

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國旗

藍地黃虎旗研究叢書三冊，分別為：1.修護報告、2.歷史調查研究報告、3.修復科學檢測報告。國立台灣博物館出版。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台灣民主國的國旗台灣民主國的國旗是藍地黃虎旗，於1895年5月23日台灣民主國成立時首次出現。旗幟的設計上，藍地黃虎旗以藍色為底，中央繪有黃色猛虎圖案，象徵勇猛與反抗精神。這設計呼應清帝國的黃地青龍旗，改以藍地黃虎代表台灣獨立意志，並依《台灣民主國臨時憲法》第四條規定為國旗與國徽。 1895年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台灣巡撫唐景崧與士紳為抵抗而於5月23日宣告獨立，建立台灣民主國，唐景崧任大總統。藍地黃虎旗隨即懸掛於基隆砲台、淡水海關及台北總統府(臺南大天后宮)等三處，至少三幅大幅軍旗使用。民主國僅存五個月，日軍登陸後迅速敗亡，10月台灣全境淪陷，旗幟之消失。歷史上記錄的三幅原旗均下落不明，其中一幅可能被日軍運回日本藏於皇宮，但確認已佚失。目前無真品原旗存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僅有數位重建版及高橋雲亭版複製品，經考證最接近原貌，並列為文化部國寶。

國立臺灣博物館小草藝術學院/國藝會企(200.1000) 製作的黃虎旗摺疊卡，並以絹質作為材料，製作非常精美。內文寫道：「舞台盡失的島嶼獨虎，憤怒無助，忍辱不服輸縱然吼出驚天動地的第一聲民主，卻彷彿尚未初始便已結束的歷史筆誤。」(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1909年11月28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黃虎旗照片(圖片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文獻記載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至少有三面原旗，分別懸掛於巡撫衙門、基隆砲台及淡水海關，後均下落不明。三面旗幟位置巡撫衙門旗，懸於台北總統府(臺南大天后宮)，日軍攻陷後落入日軍手中，作為戰利品獻給天皇，藏於日本皇宮振天府內，但後已佚失。基隆砲台旗， 1895年5月26日懸掛，遇大雨虎形模糊，後被日軍運回日本，也可能為皇宮藏品母本，但原旗確認下落不明。淡水海關旗，民主國成立前送給稅務司馬士，馬士未懸掛，後續去向無明確記載。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系統及相關報告詳細記述三旗位置與推測去向，基於陳昌基手稿《臺島劫灰》及馬士報告。台灣文化部及臺博館新聞稿進一步考證，三原旗均已散失，僅存高橋雲亭摹本。

歷史旅者:《遊馬關憑弔》

美軍戰略轟炸門司港的範圍也是主要目標,現今有海上保安廳船隻駐守.遠處可見新春帆樓的位置(左方黃色頂建築物)。(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赤間神社內的立碑石「平家一門之墓」,紀念墓後方的山頭,就是春帆樓所在地。(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平源合戰埋枯骨, 関門海峽人獨立;
安德天皇壽終去, 壇之蒲下神器失!

赤間春帆為鄰李, 清國平家同一哀;
百三周期來憑弔, 道別匆忙見芳一!

任公夜泊馬關岸, 有話問候港炎悲,
日月無光珠不再; 下関夕陽白浪飛,

明治有幸振興國, 光緒有淚困𤅗臺,
中華之恥多奸侫; 赤魔坑禍好山河!

李鴻章嘆可無奈? 尹滕陸奧永輝光,
後人思考前人事; 愧疚無能興家邦,

步下長階多思緒, 回頭剛好成往事,
引接寺前浪濤急; 完章放下手合拾!

2025年冬月日本.九州

關門海峽的千年浪花,淘盡過的風雲人物,人在時間之前顯得十分渺小。(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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