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

　

　

　

秦仁昌傳

　

秦仁昌教授逝世40週年紀念 (1986~2026)

記錄兩位中國植物學泰斗的命與運

　

　

選自1934年秦仁昌在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紀念內的合照。格物研究把這幀照片內的秦教授放在蕨林之內作為研究念的引指開卷圖。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回看時空的回響, 向秦仁昌教授致敬的植物命名, 大帽山雙蓋蕨與馬鞍山雙蓋蕨互相呼應, 正好是我們的香海名山。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26

2005年延陵格物研究於香港大帽山發現了一種未見過的本地蕨類植物。歷經嚴謹的學術比對與考證, 我們最終決定以其發現地「大帽山」為其正式定名。這個命名決定, 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學術傳承, 更是向中國植物學泰斗秦仁昌教授致敬。回溯當年, 秦仁昌教授在香港採集及研究蕨類植物時, 1936年秦教授曾敏銳地對馬鞍山上, 發現並發表了珍貴的本地物種∼「馬鞍山雙蓋蕨」, 為香港的植物志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二十年前, 當我們在大帽山與這株新發現的蕨類相遇時, 心中便深埋下這個以山為名、呼應前輩的宏願。過去的二十年裡, 這段命名故事一直藏在我們的研究紀錄中, 僅在內部口耳相傳。直至今日, 正值秦仁昌教授逝世四十周年之際, 我們選擇在這個極具紀念意義的時刻正式向大眾宣告。大帽山與馬鞍山遙遙相對, 正如我們對秦教授的景仰與追隨, 歷久彌新。

　

由粵紫萁帶起的記憶: 紀念蕨類學先賢

　

丹麥植物學家克利斯頓森 CARL FREDRICK ALBERT CHRISTENSEN (1872-1942), 1906年以 Osmunda mildei C. Chr. 1906, 學名 (繆氏紫萁)作為新名再次提出, 鑑定使粵紫萁的分類學。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04年丹麥植物學家克利斯頓森 CARL FREDRICK ALBERT CHRISTENSEN (1872-1942), 發現胡克的 Osmunda bipinnata 不是華南地區較常見的品種, 他認為是應是一個新種, 遂於1906年在其著作《蕨綱植物索引》(Index Filicum fasc. 8: 474. 1906.)中以 Osmunda mildei C. Chr. 1906., 學名 (繆氏紫萁)作為新名再次提出, 克利斯頓森的鑑定使粵紫萁的分類學地位被確定下來, 他的鑑定結果一直沿用至今。
粵紫萁在香港一直消失數十年, 直至2005年初夏再由延陵格物研究在大帽山再發現其蹤影, 確定其仍然未滅絕的蕨類品種。但近20年嘅研究普遍將粵紫萁視為紫萁屬內一個獨立分類單元, 現行多採用 粵紫萁  (Osmunda mildei)  這個學名, 並歸入紫萁科紫萁屬；較早文獻則曾將佢懷疑為狹葉紫萁與紫萁嘅天然雜交種 。粵紫萁 (Osmunda mildei) 為紫萁科紫萁屬之珍稀蕨類, 近年分類上多採獨立物種處理, 其形態與親緣關係曾被認為與狹葉紫萁及紫萁有雜交背景, 反映其分類歷史曾經存在爭議。

1906至2026 年粵紫萁 (Osmunda mildei) 迎來命名一百二十周年；這一年亦承載多重紀念意義——緬懷被譽為中國蕨類學之父的秦仁昌教授逝世四十周年, 並標記延陵格物研究對香港蕨類自然分布調查三十二個年頭。這些時序重疊, 提醒我們粵紫萁不僅是珍稀物種, 更是連結學術傳承與野外調查實踐的象徵：從早期分類與標本採集, 到近年野外再確認與保育行動, 粵紫萁的故事映照出區域蕨類研究的發展與延續。願於此周年之際, 學界與公眾共同關注其棲地保護與長期監測, 延續對本土植物多樣性的守護與研究。延陵格物研究長期以來為香港植物與蕨類的研究與保育默默耕耘, 無論是田野採集、標本整理, 抑或是發布分布調查與保育建議, 皆以持續投入與專業守護土地生物為志業。回顧這些年來的努力, 延陵格物研究以實際行動累積知識與資源, 從未辜負自身對科學的承諾, 也沒有讓期待依靠科學守護本土自然的香港人失望。這份堅持既是對先賢學術傳承的回應, 也是對未來世代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承諾；在粵紫萁等珍稀植物的長期監測與保育工作上, 延陵格物研究的貢獻尤為可貴。

由粵紫萁帶起的記憶, 令我們再次衷心紀念秦仁昌教授為東亞及中國蕨類分類學所帶來的偉大貢獻。秦教授畢生致力於蕨類植物的採集、整理、鑑定與分類研究, 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深厚的植物學功底, 為中國乃至東亞蕨類學建立起重要基礎。他的研究不但澄清了許多類群的分類位置, 也為後來的野外調查、標本研究與保育工作提供了堅實依據。粵紫萁的故事, 正好讓我們看到分類學的長久價值。它不只是一本植物名錄中的名字, 更是一段連結歷史、學術與自然保育的記憶。從早年的命名與辨識, 到後來的再發現與重新確認, 粵紫萁提醒我們：每一種珍稀植物的存在, 都離不開前人細緻的研究與不懈的追尋。秦仁昌教授所奠下的學術傳統, 正是今天我們得以理解這些植物身世的重要根基。在今天回望這段歷程, 我們不單是紀念一位傑出的植物學家, 更是向一種求真、務實、尊重自然的學術精神致敬。這份精神, 穿越時代, 仍然照亮著東亞與中國蕨類分類學的前路。


延陵格物研究
2026年6月23日

　

1861年《香港植物誌》與殖民地植物分類學的奠基

　

英國植物分類學家。喬治.邊林 (George Bentham, 1800 -1884年) 邊林於1861年寫出第一部《香港植物誌》, 當中包括著名的香港特有物種香港巴豆 (Croton hancei)。(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於1861年出版的《香港植物誌》(Flora Hongkongensis )的作者為英國植物分類學家喬治.邊林(George Bentham) 也是與園藝學會要員。本書系統描述了香港島上觀測到的被子植物與蕨類, 並附有地圖與分類說明, 是19世紀有關香港植物學的重要經典文獻。本藏品原為中國植物學家劉玉壼簽名收藏本。(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861年, 英國植物學家邊林 (George Bentham) 出版了《香港植物誌》 (Flora Hongkongensis) 。這部著作不僅是第一部全面系統記錄香港植物的學術巨著, 更標誌著西方近代科學分類法正式引入香港, 為這座亞熱帶島嶼的植物分類學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這段歷史的建立, 是由民間採集網絡、大英帝國殖民政策以及國際權威學者三者交織而成的科學傳奇。在《香港植物誌》出版前數十年, 香港植物學的發展主要依賴一群身處前線的英籍「業餘學者」。這群由殖民地官員、駐港軍官和隨船醫生組成的採集者, 利用公餘時間深入香港島的荒山密林。
漢斯 (H. F. Hance) 當時的外交官, 是早期最活躍的採集者, 著名的「香港巴豆」便是由他首次採集並送回歐洲。另一位叫義德 (Major Champion) , 他是駐港英軍少校, 在香港島 (特別是現今的太平山和薄扶林一帶) 進行了地毯式的植物搜集。這些採集者將在香港採獲的植物製成乾燥標本, 源源不絕地郵寄回英國皇家植物園 (邱園, Kew Gardens) 。這個跨越洋傘與商船的「客卿」網絡, 為後來的科學分類累積了極其龐大且珍貴的原材料。

邊林的劃時代整理與科學體系建立

到了1850年代末, 大英帝國為了有效管理和開發海外資源, 英國殖民地部決定系統化整理各殖民地的植物檔案。邱園隨即委託了當時享譽國際的植物分類學泰斗邊林, 主持香港部分的編纂工作。邊林憑藉邱園內豐富的珍藏, 以及漢斯等人寄回的標本, 展開了嚴謹的鑑定工作。1861年發表的《香港植物誌》, 書中詳細記錄了香港超過1,031種植物。邊林摒棄了過去零散、描述性的記載, 首次運用近代林納雙名法 (Binomial nomenclature) , 並根據植物的解剖構造、花果特徵進行嚴格的科、屬、種分類。這部著作讓香港的綠色生態首次以標準的國際科學語言, 呈現在世界科學界舞台上。《香港植物誌》的出版, 觸發了香港本地植物學研究的體制化轉型。這套分類學體系不再只是英國本土實驗室的專利, 而是落戶香港, 走向建制化, 如建立香港植物標本室 (Hong Kong Herbarium) 於1878年正式成立, 成為官方管理、鑑定及擴充本地植物標本的核心機構。另外成立植物園的建立, 與此同時, 香港動植物公園 (前稱兵頭花園) 逐步落成, 兼顧起本地植物引種、培育與科學普及的功能。這些都是後來對陳煥鏞、胡先驌、秦仁昌等中國早期植物學家成了啟蒙的作用。

　

穿梭於港島山林的外交官及植物學家

英國駐華外交官, 亨利·弗萊徹·漢斯 Henry Fletcher Hance (1827-1886), 他細心採集當地的野生植物, 並在簡陋的宿舍裡將它們精心壓製、烘乾, 製成成千上萬號珍貴的植物標本, 交給當時歐洲知名的植物分類學家喬治.邊林 (George Bentham) 進行系統性的科學研究與分類鑑定。左圖：漢斯巴豆的憑證標本。(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外交官亨利·弗萊徹·漢斯 Henry Fletcher Hance, 1827-1886) , 於 1844 年被派駐香港。在近 30 年的外交官生涯中對中國華南地區那片神祕而繁茂的亞熱帶植物充滿了極大的熱忱。每逢公務之餘的業餘時間, 漢斯是位狂熱的植物採集者。他常常隻身一人或帶著助手, 手持採集袋與標本夾, 穿梭在香港島半山區人煙罕至的茂密叢林與崎嶇山坡間。不論是濕熱的盛夏還是多雨的季節, 他細心採集當地的野生植物, 並在簡陋的宿舍裡將它們精心壓製、烘乾, 製成成千上萬號珍貴的植物標本。當時, 英國本島的皇家植物園與學術界正急需遠東地區的植物資料來填補研究空白。漢斯定期將這些蓋有中國泥土與歷史印記的標本, 通過橫跨大洋的郵輪寄回英國, 交給當時歐洲知名的植物分類學家喬治.邊林 (George Bentham) 進行系統性的科學研究與分類鑑定。

在這無數寄往英國的郵包中, 包含了一株改寫香港植物誌歷史的獨特植物∼香港巴豆 (漢斯巴豆 Croton hancei Benth.) 。這個品種是1850年偶然採集而來, 漢斯在香港行山時偶然注意到一種隱蔽在樹蔭下、高約 1 至 2 米的大戟科灌木。其嫩枝和花序上覆蓋著極其獨特的貼伏星狀鱗毛。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是未知的物種, 於是將其採集並製成標本寄送鑑定, 這份標本隨後被送到了人在倫敦的邊林手中。邊林在對漢斯寄來的大量華南標本進行比對時, 發現這株巴豆屬植物不論在葉形、腺體還是極具特色的星狀毛上, 都與已知的巴豆種類完全不同, 證實這是一個「世界新物種」。

1861年, 邊林正式出版了劃時代的著作《香港植物誌》 (Flora Hongkongensis) 。在書中他首次向世界發表並描述了這個新物種。為了致敬漢斯在業餘時間不遺餘力、甚至冒著疾病風險, 香港開埠初年, 由於野外蚊患嚴重, 導致瘧疾流行, 令到許多初期定居香港的英國人病死, 漢斯在華南採集標本的卓越貢獻, 邊林特別將漢斯的姓氏拉丁化作為「種加詞」, 將其學名定為 Croton hancei Benth., 「漢斯巴豆」 (香港巴豆) 之名自此載入科學史冊。遺憾的是, 在邊林發表後的 130 多年間, 漢斯巴豆彷彿人間蒸發般絕跡, 直到 1997 年才在香港青衣島的三支香被重新發現, 成為這段植物學傳奇最完美的續章。

　

秦仁昌從江南書院到中國蕨類學的奠基者

　

1929年秦仁昌在南京攝影室, 留下風華正茂年輕時代的照片。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 (1898–1986) 是中國現代植物學史上重要的人物, 尤以蕨類植物學研究見長, 被學界視為中國蕨類學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一生橫跨晚清民初、民國與中共政權前半個世紀的學術變遷；出身江蘇武進的地方背景、在國內新式學堂接受的科學訓練、以及在國內植物園與大學中的教學與標本工作, 構成他能夠逐步進入國際學術圈、參與歐洲交流的基礎。
早年與求學經歷, 秦仁昌出生於江蘇武進 (今常州一帶) , 生於1898年, 成長於江南的近代教育環境。少年時期他進入省內的農業專門學校學習, 奠定了農業與植物科學的基本功；1919年他考入金陵大學, 接受較為系統的農林與生物科學教育, 並於1920年代中期完成金陵大學的學業。金陵求學期間的理論訓練與實驗技能, 為他日後從事植物分類、標本整理與田野採集提供了必要的學術底蘊。在其早期職涯中, 秦仁昌受到數位前輩的關照與提攜, 尤以同時代的資深植物學家與植物園界人士對他影響深遠。這些師長在學術方法、標本處理與博物館工作方面給予實務訓練, 並在教職聘任、標本工作與學術介紹上提供推薦與機會。

畢業後秦仁昌先在國立東南大學等校任教與擔任助教, 期間兼任或與植物園、標本室合作, 從事標本整理、鑑定與保存工作。正是在處理大量標本與接觸館藏資源的過程中, 他逐漸將研究興趣聚焦於蕨類植物這一門類, 在中國南方尤其豐富, 但在當時的系統分類上仍有大量空白。標本室的工作不僅磨練了他的分類學技巧, 也讓他得以接觸外國採集者或交換來的標本, 開啟與國際植物學界的資訊互通。憑藉長年的分類工作、標本整理與系統性研究, 透過這些師友網絡, 秦仁昌得以在高校與植物園與國內外學者建立聯繫, 這些連結後來成為他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的關鍵通路。秦仁昌能夠逐步與歐洲學術圈建立聯繫、並在合適時機參與國際交流, 並非偶然, 而是源於幾個互相交織的因素。首先, 紮實的學術訓練與在大學、植物園標本室積累的專業經驗, 使他在國內外同行中具有被推薦與交流的資歷；其次, 師長與同儕的引薦、以及與館際之間的標本交換網絡, 為他打開了與歐洲採集者和分類學家的聯繫, 作為某一學科內國家級的代表人物 (尤其在被認定為該領域的重要研究者之後) , 他更容易得到學術單位或政府支持, 獲准出國訪學或參與國際會議；最後, 他在國際期刊與標本交換中建立的學術信譽, 使歐洲同行願意接待或邀請他進行學術訪問與資料比對。綜合以上, 秦仁昌的歐洲交流是建立在國內教育基礎、師友網絡、專業館藏工作與學術聲譽上的自然延伸。


教學與傳承

秦仁昌在蕨類植物學上取得顯著成就, 出版若干關於中國蕨類的重要論著與分類記載, 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礎性的分類框架與參考資料。1950年代起, 他在國內學術機構的地位逐漸穩固, 並於1955年當選為中共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院士) , 成為中國植物學界的重要代表與教育者, 長期培育學生、推動國內蕨類學研究與館藏建設。作為一位兼具教學與研究的植物學家, 秦仁昌在高校與研究所長期指導學生, 著重分類學方法與標本學的嚴謹訓練, 使得第二代與第三代的中國蕨類研究者能夠承繼他的學術路徑。他在標本館與文獻整理上的努力, 也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制度化與科學化提供了基礎支撐。從江南農校到金陵大學, 從大學助教到國家級學術機構的院士, 秦仁昌的學術路徑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科學界從地方性知識向國際科學共同體接軌的歷程。透過教學、標本工作與系統分類的長期投入, 他不僅建立了中國蕨類學的重要基礎, 也示範了當時中國學者如何藉由院校、植物園與國際標本網絡, 逐步走上國際學術舞台並進行歐洲訪學與交流。

1936年廬山森林植物園中心區全景。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34年8月20日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紀念照, 前排左一為胡先驌、秉志、秦仁昌等同仁合影。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31年4月落成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在北平文津街3號的新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36年北平靜生所工作人員的大合影。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廬山森林植物園的建立, 和胡先驌、秦仁昌、陳封懷三位植物學家的推動密切相關。資料顯示, 它成立於1934年8月20日, 最初就叫「廬山森林植物園」, 是中國第一座以科學研究為目的的植物園之一, 這座植物園的建立, 起點是胡先驌對中國植物學與植物資源保育的長期關注；之後他與秦仁昌、陳封懷在廬山選址, 著手籌建, 逐步形成一個兼具研究、採集、引種和分類整理功能的植物園。 其中秦仁昌不只是創辦人之一, 也參與了後續的研究與經營工作, 成為植物園早期的重要核心人物。廬山森林植物園與靜生生物調查所確實是同步、並且相互支撐地發展的, 而且兩者之間有很明顯的「研究機構及實驗基地」的配合關係, 靜生生物調查所是北平的研究機構, 偏重標本整理、分類研究、文獻編輯與學術網絡；廬山森林植物園則是1934年由靜生所與江西省立農業院合作創辦的實地研究與保育基地, 主要用來做植物採集、引種、栽培與高山植物研究。 也就是說, 靜生所提供學術人員、研究方向與標本鑑定能力, 廬山植物園則提供活體材料、野外環境與長期觀察場域, 兩者正好互補。如果從功能上看, 它們確實是相輔相成的：靜生所可以把在全國各地採得的標本集中分類、編目和發表, 而廬山植物園則讓這些研究不只停留在紙本與標本上, 還能在高山環境中實際培育、觀察和保育植物。 對胡先驌、秦仁昌這一代學者來說, 這種安排非常重要, 因為它把中國近代植物學從單純的標本研究, 推進到「研究、保育、園藝、教育」合一的實務模式。學者們看中了廬山良好的山地環境與植物多樣性, 便把那裡建成一個用來做植物研究、標本整理和活體保育的基地, 後來發展成今天的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

《中國蕨類植物圖譜》拉丁文題名為 Icones Filicum Sinicarum, 是一部中國蕨類植物分類學的早期權威圖譜, 由著名植物學家秦仁昌編著, 由國立中央研究院博物館靜生生物調查所合印, 合共五冊。對中國蕨類研究影響很大。這本書是什麼它不是一般面向大眾的植物科普書, 而是偏向植物分類學、標本研究與形態鑑定的專業著作。從現有書目資料看, 這部書原為多卷本, 1930年代陸續出版, 後來也有重印本流通。內容特色這類“圖譜”重點通常在於圖版、形態描述與分類判定, 目的是幫助研究者辨識蕨類種類及其分類位置。它的重要性在於, 早期中國蕨類研究資料分散, 而這套圖譜把許多物種整理成較系統的學術成果, 對後來中國蕨類分類學發展有基礎性作用。秦仁昌是中國蕨類植物學的重要人物, 該書也被視為他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工作之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叢刊/SINENSIA CONTRIBUTIONS FROM THE/METROPOLI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CADEMIA SINICA/中國蕨類植物之研究 (一) /C. R. CHING (秦仁昌) /PUBLISHED B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ANKING, CHINA./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博物館印行。Sinensia 於 1929 年開始出版, 最初由「Academia Sinica」旗下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系統發行, 後來出版單位名稱又出現調整, 顯示它是一種持續性的研究刊物, 內容屬於自然史、動植物學、生物分類學等領域, 常見於早期中國近代生物學研究文獻
, 本篇是秦仁昌比較較早年於中國學術界發表的蕨類植物專注文獻。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國立東南大學:中國動植物分類學的搖籃

　

中華民國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校門 (1923年) , 後來成為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學, 是中國自然歷史上植物分類學奠基的學術研究之地。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國立東南大學是中國近代系統化植物分類研究的重要發源地之一。胡先驌在南京高師與後來的東南大學任教期間, 推動了以實證標本與比較形態為基礎的植物分類研究, 並成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物之一 , 該校生物系培養出一批後來在全國各地開展分類工作的學者。資料指出, 東南大學 (後來的中央大學) 生物系師生奔赴各地, 開創中國動植物分類研究, 並參與創建多個後來極重要的研究機構, 例如南京中山植物園、廬山植物園、昆明植物園、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等 。東南大學在教材與學術體系上也有開創意義。胡先驌與鄒秉文等人合編了中國早期重要的中文生物學教材《高等植物學》, 這對當時還大量依賴外文教材的中國高等教育很關鍵 。為何說是搖籃說它是「中國動植物分類學的搖籃」, 主要有兩層意思。其一, 學術上它培養了胡先驌、錢崇澍等一批能獨立做中國本土分類研究的人, 令分類學由翻譯與介紹, 進入本土採集、整理、鑑定、命名的階段 。其二, 制度上它把學科、標本館、植物園、研究所連成網絡, 讓分類學不再只是個人研究, 而成為可持續的學術體制 。在這條脈絡裡, 胡先驌是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他是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奠基人, 曾在東南大學任教, 並在中國植物分類、教材編寫、植物園與研究機構建立等方面都有關鍵貢獻 。在東南大學時期正是他推動分類學研究、建立學術訓練與培養人才的階段 。因此, 東南大學生物系的學術傳統, 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系」, 不如說是一個以胡先驌為中心的研究共同體 。1927年東南大學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 1928年再成為國立中央大學, 生物系也隨著校名與制度變動而進入新的建制階段 。這個轉變很重要, 因為它使原本的學術積累進一步納入更大規模的國立大學體系, 資源、師資與研究範圍都擴大了 。中央大學時期的生物學, 不再只是校內學科, 而是與全國性的標本採集、植物園建設和研究機構互相連動。

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的更名過程, 大致為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 原本的國立東南大學被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 屬於當時「按省區設立中山大學」的高等教育體制之一 。到了1928年2月, 因為各地都存在「中山大學」而容易混淆, 教育主管機關下令改名, 第四中山大學先被改為江蘇大學 。但「江蘇大學」這個名稱在校內引起強烈反彈, 師生曾抗議並要求改稱「國立南京大學」。最後在1928年4月24日, 經大學委員會議決定, 正式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並於同年5月正式啟用 。圖爲秦仁昌於1926–1927 年任中央大學植物學講師時研究工作時留下的手寫植物標本室標籤。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大學內第一個生物系植物標本室。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大學內第一個生物系動物實驗室一角。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Hu

1928年10月1日執掌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時的胡先驌, 與秉志等人推動成立靜生生物調查所, 胡先驌成為首先任植物部主任, 其後由1932年至1949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所長。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胡先驌與胡適, 二位「胡先生」成就民國學術, 文理合一, 也是現今大學「博雅」之精神。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1930年訪歐從英國的植物標本調研工作

　

民國廿九年1930年秋秦仁昌 (左一) 參加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世界植物學大會與中國代表成員合影, 其後秦仁昌為了查清中國各類植物及蕨類植物的模式標本, 其後秦氏先後到瑞典、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家的植物標本館, 作短期的研究訪問, 這時期秦仁昌大量查閱蕨類植物標本。尤其重要的是查閱了英國皇家植物園 (邱園.Kew Palace) 標本館收藏, 內所典藏的全部中國產蕨類和種子植物標本, 以及鄰近國家的蕨類植物標本, 拍攝照片18300張之鉅, 為日後中國植物學分類學上留下重要的憑證參考資料, 也是中國自然科學上, 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貢獻。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左圖：照片編號 1948/學名 Tilia baroniana Diels /中文名：/科名 椴樹科 Tiliaceae/屬名 椴樹屬/保存館 KEW/標本號 1948/。
中圖：照片編號 5663/學名 Sedum forrestii R.Hamet./中文名：/科名 景天科 Crassulaceae/屬名 景天屬/保存館 KEW/標本號 5663。
右圖：照片編號 17690/學名 Corydalis kokiana Maixm./中文名：/科名 罌粟科 Papaveraceae/屬名 紫堇屬/保存館 KEW/標本號 17690。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左圖：照片編號 16203/學名 Thelypteris aurita (Hk.) Ching ( Dryopteris aurita Hk. )/中文名；/科名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屬名 沼澤蕨屬/保存館 KEW/標本號 16203。
中圖：照片編號 16215/學名 Cyclosorus crinipes (Hk.) Ching ( Dryopteris crinipes (Hk.) O.К.)/
中文名：/科名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屬名 毛蕨屬/保存館 KEW/標本號 16215。
右圖：照片編號 16243:/學名 Ctenitopsis membranifolium (Presl) Ching ( Aspidium membranifolium Presl. )/中文名：/科名 叉蕨科 Aspidiaceae/屬名 軸脈蕨屬/保存館 KEW/標本號 16243。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30年前後, 植物學家秦仁昌以其在蕨類研究上的專長進入國際學術圈；他曾赴歐洲, 先後到倫敦與劍橋等地參加學會與調閱標本, 並在各大植物標本館參考與攝影典藏標本, 將大量影像與標本資料帶回中國, 成為日後中國蕨類研究的重要參照資料與學術資源。
秦仁昌1930年前後赴歐洲深造與做標本調研, 胡先驌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鼓勵, 而是帶有實際資助與學術安排的性質。從資料脈絡來看, 秦仁昌在金陵大學求學時已得到錢崇澍、陳煥鏞、胡先驌等人的指點；到1930年前後, 他獲得資助前往丹麥深造, 隨後再到英國邱園以及歐洲多家機構短期研究。 另有地方史料直接寫明, 1929年是在胡先驌教授支持下, 他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植物學博物館進修, 並在蕨類植物學權威科利斯登生指導下展開研究。

遠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 國內高等院校與植物園的學術人員逐步與歐洲植物學界建立聯繫；作為在標本整理與蕨類分類已有基礎的學者, 秦仁昌透過大學、植物園與師友引薦得到參與國際學會的機會。出國參會對當時中國學者而言既是學術交流, 也是觀察歐洲館藏、學習先進分類與標本管理方法的重要途徑。1930年在倫敦與劍橋的參會活動, 參會與學術互動：到達倫敦後, 學者通常會參加在英國主要學術機構或博物館舉辦的學會、講座或會議 (例如植物學會相關活動) , 這些場合提供與英國及歐洲植物分類學家直接交流的機會, 能討論標本來源、命名問題與資料交換方法。劍橋大學與植物學院保存豐富植物標本的標本館 (herbarium)參訪, 秦氏查閱種類豐富且歷史悠久的外國與華南植物標本。劍橋的學者群與館員亦往往願意允許訪問學者在館內比對、拍攝及複印資料, 以利回國後的比對研究。 查閱原始採集標本、比對模式標本 (type specimens)、向館員索取複製或拍攝許可、以及口頭或書面交流以確認種名與採集信息。

秦仁昌查閱模式標本與歷史採集標本, 在劍橋、倫敦等地的典藏館, 秦仁昌會重點查閱與中國及東亞相關的歷史採集標本與模式標本, 以確認學名、採集地與採集者信息。拍照與複製資料, 當時已有實體攝影方法可對標本拍照留存 (或以複印/抄錄方式記錄標本標籤資訊) , 秦仁昌帶回中國的照片與抄錄資料後來成為比對與發表時的重要依據。比對與歸納：他會在館中比對國內採集標本與歐洲典藏, 辨識同種異名、修正命名並補充分布資料, 這些工作對完善中國蕨類分類具有直接影響。透過與館員及英國、歐洲植物學家的面談與通信, 交流命名意見與標本來源, 取得識別與命名上的確認, 並建立長期的標本交換或資料共享關係。他拍攝與抄錄的標本影像與標籤文字, 被帶回國內作為分類比對的重要資料, 尤其當原標本無法長期借出或因地理距離難以回訪時, 這些影像成為可用之“代理”證據。支持新種描述與命名修訂：憑藉對歐洲典藏標本的檢視, 秦仁昌能夠辨別同物異名、確認模式標本, 並在回國後在論文中引用這些比對結果, 對中國蕨類的命名穩定與學術討論產生直接影響。建立學術網絡與交換系統：通過標本交換與通信, 他促成了館際間的長期資料往來, 使中國標本與歐洲典藏能互為參考, 提升國內標本館的學術價值與國際能見度。

邱園內的 Kew Palace, 中文稱「奇園宮」, 曾是英國國王居住過的宮殿, 最著名的居住者是喬治三世 (King George III)。喬治三世及其妻子夏洛特王后在18世紀後期把此處作為皇家家庭的鄉間住所與避暑地。因為它帶有英國王室行宮的歷史, 有著王室與歷史脈絡的文化景點 , 也成為邱園內的地標建築。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15

邱園的標誌性建築,  要說 Temperate House, 因為它在邱園的建築群裡是最宏大最壯觀的景點, Temperate House 是19世紀建造的維多利亞風格鐵架與玻璃結構溫室, 結構分為數個連接的展廳, 面積接近半公頃, 是現存最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玻璃溫室之一, 該建築為列級保護(Grade I) 建築, 經過近年的大規模整修後重新開放。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15

　

蔣夫人與秦仁昌逸事

　

上圖：在抗戰期間發表演說中的蔣宋美齡, 下圖：蔣夫人的英文鋼筆親筆簽署。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30年代, 秦仁昌教授受命在江西廬山籌建中華民國第一座正規的植物園。當時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與宋美齡在廬山擁有著名的別墅舊居「美廬」。宋美齡極愛園藝與美景, 有一次她看中了廬山植物園內一棵長勢極好的珍稀樹木 (民間說法多為銀杏樹 或紅楓) , 便動了心思, 想將這棵樹移植到自己的「美廬」庭院中欣賞。她先後兩次派人向園方索要這棵樹, 但秦仁昌教授為人極有學術原則與風骨。他認為植物園裡的科研標本是國家財產, 絕對不能私自挪作權貴觀賞。秦仁昌硬生生頂了回去, 甚至撂下狠話：「只要我秦某人在, 這棵樹, 就算天王老子下凡, 也不能移！」宴會背後的「調虎離山計」頂撞了蔣夫人後, 氣氛自然變得十分尷尬。宋美齡非但沒有大發雷霆, 反而與蔣中正想出了一個啼笑皆非的「智騙之計」。幾天後, 蔣中正夫婦在牯嶺別墅大擺宴會 (一說是配合當時中國科學社在廬山舉辦年會的招待茶會) , 並特別指名邀請了秦仁昌教授出席。秦仁昌盛情難卻, 只好下山赴宴。然而當秦仁昌在宴席上與達官顯貴們應酬交談時, 宋美齡早已暗中派出工人和衛兵, 攜帶工具悄悄潛入廬山植物園, 「暗渡陳倉」地把那棵心儀的樹給連夜挖走, 直接運回了美廬別墅栽種。

秦仁昌教授赴宴完回到植物園, 發現原本悉心照顧的珍貴樹木已經不翼而飛, 才猛然驚覺自己中了計。雖然他氣得直跺腳, 但在樹已被挖的情況下, 面對最高權力的這種無賴手段, 這位耿直的科學家也只能徒呼負負, 留下了這段哭笑不得的尷尬歷史。時至今日, 這個故事在廬山植物園和美廬別墅依然是導遊和當地人津津樂道的民間軼事。蔣夫人美化庭園不惜「巧取豪奪」的固執一面, 更側面印證了以秦仁昌教授為代表的老一輩中國科學家, 那種不畏權貴、視科學標本如生命的崇高風骨。

　

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胡先驌教授的後半生

　

1948年, 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胡先驌。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院士胡先驌教授的中文及英文 (H.H.Hu)簽名。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54年胡先驌在上海明復圖書館水杉樹前。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抗戰勝利後的胡先驌

1945年抗戰勝利後, 胡先驌把主要精力放在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復員與重建, 並繼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等校的教學工作, 努力恢復戰時中斷的學術秩序 。1946年, 在美方植物學界倡議合編《中國植物志》時, 他積極回應, 並投入計畫、組織與經費籌措, 顯示他仍希望以學術建設回應戰後重建 。1948年, 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這是對其學術地位的重要肯定 。但胡先驌在戰後中國的公共知識界角色, 並不只是純粹學者。他在1945年底後陸續發表有關中國改造的政論文章, 從教育、思想到經濟, 都提出系統性的改革主張, 反映他對國家前途仍有強烈關切 。這也說明, 他並非退回書齋, 而是持續參與公共論述 。

1949年中共建政後, 胡先驌選擇留在大陸, 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維持其長年經營的植物學事業與研究體系 。他後來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並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名義上仍有職務, 但實際政治與學術處境已明顯變得緊張 。1950年代初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批判, 曾多次檢討, 才勉強過關。1955年, 中科院評選首批學部委員時, 胡先驌落選, 這在學術界引起不少議論；相關資料指出, 他雖是著名植物學家, 卻在新中國的學術評選中被排除在外 。同年, 他的《植物分類學簡編》出版, 但因書中公開批評李森科學說, 反而遭到攻擊與檢舉, 這使他在新政權下的學術空間進一步縮小 。進入1960年代後, 胡先驌已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學者, 但政治壓力並未減輕。1950年代的批判雖未使他被完全剝奪工作, 卻已在精神上、制度上把他推到邊緣 。一些回顧文章指出, 他在所內已持續承受被監督、被質疑與被要求表態的壓力, 這種長期的政治緊張, 成為他晚年悲劇的重要背景 。

文革中的不公遭遇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 胡先驌遭遇的, 是多重且連續的不合理對待。根據現有料, 他在運動中多次遭批鬥, 並被抄家, 其個人生活與學術尊嚴都受到嚴重破壞 。另有資料提到, 他的工資被停發, 且在家門口被貼上侮辱性標記, 顯示他已被當成政治批判的對象, 而非受尊敬的科學家 。

若按事件列舉, 可概括遭到群眾批鬥, 作為舊知識分子和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批判 。住宅遭到抄家, 私人藏書、文稿與日常生活秩序受破壞 。被要求不斷檢討、交代與表態, 精神壓力極大 。工資停發, 晚年基本生活也受到衝擊 , 學術名譽被貶抑, 早年重要貢獻在政治氣氛中被淡化甚至排除 。這些事件合起來, 構成了他在文革中所承受的系統性打擊 。

1968年7月16日, 胡先驌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享年75歲 。多份回顧性材料都指出, 他的去世發生在政治高壓之中, 並非單純自然衰老, 而是長期批鬥、羞辱與精神折磨之後的悲劇性結局 。有資料甚至記載, 他原本還在等待接受「再教育」或相關政治安排, 卻先一步離世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 他臨終前曾表示希望安葬於廬山植物園, 也就是他一手推動創建的事業之一, 這使他的身後命運, 與其畢生投入的植物學工作形成了強烈對照 。1984年胡先驌的骨灰歸葬最終安葬於廬山植物園算是遲來的歷史回應。

晚年的胡先驌教授長期被批鬥羞辱與精神折磨, 面容顯得十分憔悴。(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中國蕨類分類學之父秦仁昌教授的後半生

　

中年時期的秦仁昌教授。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時任植物標本室主任的秦仁昌教授1960年7月18日簽署的批示。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抗戰勝利後的轉折

1945年抗戰勝利後, 秦仁昌由戰時流動與艱困的學術環境中逐步回到正常研究工作。資料顯示, 他在抗戰勝利後至1948年曾到雲南大學生物系和森林學系任教授兼主任, 這段經歷使他從戰時研究者轉為大學與地方學術建設的重要人物 。這時期的他, 不僅延續蕨類植物研究, 也參與地方生物學與林業人才的培養 。
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以後, 秦仁昌一度兼任雲南省林業局副局長, 參與金雞納與橡膠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等工作, 說明他在新政權初期仍被納入國家建設體系之中 。後來, 他因植物志編寫工作調入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繼續從事專業研究,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這代表他在學術上仍獲正式肯定 。
秦仁昌在1950年代的最大學術貢獻, 是把中國蕨類植物研究推向系統化與國際化。資料指出, 他在1940年提出《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系統》, 1954年又建立完整的中國蕨類植物系統, 並在1978年進一步提出更接近自然的中國蕨類植物科屬排列 。這些成果使他成為中國蕨類植物學的奠基者, 也形成所謂「秦仁昌系統」 。但要注意, 這種學術成就並不意味著他在政治上安全。新中國成立後的學術體制, 要求知識分子接受高度政治化的改造, 而像秦仁昌這樣以標本、分類、國際比較為核心的學者, 往往會面臨更複雜的處境 。他的研究需要國際標本、長期積累與自由討論空間, 這些條件在政治運動漸多的年代逐漸變得脆弱 。


1960年代前中期, 秦仁昌雖仍保持研究, 但整體學術環境已開始惡化。當時中國植物學界受到政治運動衝擊, 學術評價也日益政治化；胡先驌等前輩所遭遇的命運, 已預示了他這一代學者在文革中的風險 。秦仁昌本身在學術上非常依賴標本借閱、材料整理和同道交流, 而這類工作在政治高壓下都容易被視作「不務正業」甚至可疑 。文革期間的不合理遭遇, 根據目前可查資料, 最明確的一點是, 文革期間他的人文環境極其惡劣, 研究權利被剝奪 。這句話本身已經很關鍵, 因為它意味著他作為學者最基本的研究權、查閱標本的權利、與外界交換資料的權利都不再受到保障 。研究權被剝奪, 不能正常進行學術工作 。學術交流中斷, 原本依靠標本、圖像與資料的研究模式受到破壞 。政治環境惡劣, 知識分子普遍被要求接受批判與審查, 他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生活與研究空間受限, 他只能依靠年輕人把標本與資料送到家中, 勉強維持研究不斷線 。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細節, 是文革期間他依靠年輕人往來家中遞送標本與資料, 使蕨類植物研究沒有完全中斷 。這說明他並未在制度上享有正常工作條件, 而是在極不穩定、近乎半地下式的條件下維持學術生命 。

中國科學園植物研究所過去曾有資料寫道：「儘管在文革期間精神與肉體遭受了雙重折騰, 且研究權利被剝奪、長年被禁絕發表論文, 他依然在私下堅持研究, 甚至由年輕人秘密往來他家中遞送標本與資料, 使中國的蕨類植物研究未曾中斷。文革結束後, 他在1978年以80歲高齡發表了極具里程碑意義的《中國蕨類植物科屬系統排列和歷史來源》, 建立起被國際公認的《秦仁昌分類系統》。」, 更有資料說明秦仁昌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因其崇尚西式科學邏輯及敢言堅守原則的性格, 遭到造反派羅織「走資派」、「學霸」及「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 在此期間, 他遭受了殘酷的批鬥與身心折磨, 導致其右腿殘廢, 無法正常行走。這場浩劫不僅使他肉體受創, 也讓他被迫中斷了學術研究與論文發表。

晚年的秦仁昌教授。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雖然他晚年最終獲得學術界承認, 但文革對他的傷害並未因後來的恢復評價而消失。從史料看, 他在文革中的最大悲劇, 不一定是某一單次事件, 而是整個研究人生被迫中斷、被政治壓制、被剝奪正常學術尊嚴 。與胡先驌相比, 秦仁昌的情況略有不同：他更像是被迫在狹小空間內「保住研究火種」的人, 而不是完全失去學術生命的人 。這使他的晚年帶有一種非常典型的中國科學史特徵：即便身處高壓年代, 學者仍以極其有限的條件延續知識傳統 。秦仁昌不只是「中國蕨類植物學之父」, 更是一位在動盪時代裡堅持證據、標本與分類方法的學者 。1945年後他從地方大學、地方林業建設到中科院研究體系, 持續扮演中國植物學現代化的重要人物 。然而, 文革使他的專業性被貶低, 研究被切斷, 晚年生活也被嚴重政治化 。如果用一句話總結秦仁昌的後半生：他在學術上建立了中國蕨類植物分類的現代基礎, 在政治上卻和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一樣, 承受了文革帶來的制度性摧折 。


秦仁昌教授他於1986年7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享年88歲。中共給他的名銜是中國著名的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也是中國蕨類植物學的奠基人。秦教授的逝世與最終安葬情況, 骨灰最終安葬於廬山植物園內, 教授逝世後並未進行傳統的大型土葬, 而是依照其與共同創始人的遺願, 將骨灰最終安葬於他親手創建的廬山植物園內, 現位於江西九江廬山。他的墓塚與另外兩位中國植物學界的巨擘合葬在一起, 被後人尊稱為「三老墓」。這三位科學家分別是, 胡先驌 (中國植物學拓荒者奠基人, 墓位居中) 秦仁昌 (廬山植物園首任主任、蕨類學家, 墓位居右) 陳封懷 (繼任園長、著名植物園專家, 墓位居左) , 為中國自然植物學後來者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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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植物學家俞德浚教授

　

俞德浚教授 (1908-1986) 俞教授師承中國植物學泰斗胡先驌。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俞德浚教授在研究工作時的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國著名植物學家俞德浚 (1908-1986) , 俞德浚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植物分類學家、園藝學家, 也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院士) 。他的一生對中國植物學界有極高貢獻, 植物採集「四大采集家」之一：他年輕時在北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 與蔡希陶、王啟無、馮國楣並稱為「四大採集家」。他曾深入四川、雲南等極為艱苦的西南邊疆, 採集了數萬份珍貴的植物標本, 為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定了扎實的實物基礎。他長期擔任北京植物園主任規劃並建設植物園, 積極推動中國野生植物的引種與馴化工作。《中國植物志》的核心主編, 晚年擔任《中國植物志》的主編, 並親自主持、執筆了極為複雜的「薔薇科」 (包含蘋果、梨、桃、山茶等重要經濟與觀賞作物) 多卷冊的編纂, 榮獲多項國家級科學技術獎項。 《中國果樹分類學》專著：他系統性地梳理了中國龐大的果樹資源, 這部著作至今仍是中國果樹科研與農業開發的權威經典。在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傳承上, 俞德浚與陳煥鏞是學術晚輩、合作同僚與共同主編的關係。俞德浚的啟蒙老師是胡先驌教授, 自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 進入靜生生物調查所, 師從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陳煥鏞與胡先驌是同輩的中國植物學開山鼻祖 (兩人曾合著《中國植物圖譜》) 。因此, 俞德浚在輩分上是陳煥鏞的晚輩。共同編纂植物志：1959年, 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 當時是由錢崇澍與陳煥鏞共同擔任主編, 而俞德浚則是第一批的核心編委之一。陳煥鏞等老一輩學者去世後, 俞德浚接過衣缽, 繼任為《中國植物志》的主編, 延續了陳煥鏞等前輩未竟的事業。

俞德浚在文革期間的罪名為「出賣香港」的歷史真相與扭曲, 罪名的導火線是「國際山茶學會」及海外植物學界的書信聯繫, 俞德浚是薔薇科、山茶屬等植物的國際權威。在1950至1960年代初期, 儘管國際政治環境孤立, 他為了中國科學研究的需要, 仍與國外的學術團體保持著業務聯繫。其中他曾與國際山茶學會以及在英屬香港的植物學家、園藝愛好者有過書信往來, 互相交換山茶花、杜鵑花的品種資訊、標本數據或園藝資料。文革極左思潮下的政治迫害遭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遭到紅衛兵與造反派奪權。在當時「抓特務」、「反對里通外國」的極左瘋狂氣氛下, 俞德浚這類擁有海外學術背景、與外國科學家通信的知識分子, 立刻成為被批鬥的對象。 造反派在抄家和審查他的檔案時, 發現了他與香港及英國學者的通信。在造反派的扭曲邏輯中：香港在當時是「英帝國主義控制的殖民地」。中國的植物資源 (如特有的山茶、果樹數據) 被視為「國家機密」。俞德浚將植物資料、標本通訊寄往香港, 就被造反派惡意栽贓、構陷為「將祖國珍貴的植物資源與情報出賣給香港的英帝、特務組織」, 即所謂的「里通外國」或「出賣國家利益給香港」。

從19世紀 (英國殖民時期) 開始, 西方植物學家就將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進行標本採集和記錄, 並出版過《香港植物誌》 (Flora Hongkongensis) 。俞德浚的科學處理：俞德浚在主編《中國植物志》或梳理薔薇科、山茶屬植物時, 必須引用這些歷史文獻和標本記錄。在生物地理學的描述中, 為了精確標示物種的分佈地, 科學家會將「中國大陸 (或廣東) 」與「香港」在地理分佈欄位中並列或分開列出, 以便學者精確查找。這在國際科學界是完全標準、延續至今的學術規範。

在文革的瘋狂氣氛中, 造反派完全不懂科學, 他們採取「政治掛帥」和「無限上綱」的手段, 將這個純學術的分區方法當成了政治炮彈：惡意解讀：造反派在審查俞德浚的著作和手稿時, 發現他把「中國」和「香港」在植物分佈上分開描述, 或者將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的「植物系統/地理單元」來處理。扣上政治大帽子：造反派立刻一口咬定, 俞德浚在思想上「認同英帝國主義對香港的統治」, 是在「迎合帝國主義, 把香港視為獨立國家」。莫須有罪名：他們批判俞德浚在學術上「搞分裂」, 利用植物分類「妄圖把香港從祖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 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殘餘思想」和「里通外國的漢奸」。

 (編者案：港共政權近年採取的政治正確模式, 正好與過去文革思維重合。)


贈書秦仁昌教授

　

這本書是中國植物學史上非常著名的園藝與植物分類學經典《雲南山茶花圖誌》。照片中右側的題字正是原作者俞德浚院士親筆贈予著名蕨類植物學家秦仁昌教授的親筆簽名書。關於這本書作者為俞德浚、馮耀宗 合著。由科學出版社。 雲南是世界山茶花的起源與分布中心。這本書是新中國成立後, 科學家們對雲南傳統名花進行系統性調查、整理與科學分類的里程碑著作, 對後世茶花品種的保護與育種影響深遠, 兩位大師年歲相仿 (秦仁昌略長幾歲) , 都曾為揭開雲南「植物王國」的神秘面紗奉獻青春。這本由俞德浚親筆簽名送給秦仁昌 (子辳/為「農」字異體) 的《雲南山茶花圖誌》, 不僅是一件珍貴的文獻, 更是兩位科學巨匠精誠合作、共同推進中國植物學發展的歷史見證。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這張照片大約拍攝於 1980 年代初期。照片中為中國著名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余德浚教授，他在1980年代（1986年逝世前）主持編纂《中國植物志》等多項植物學重大研究。畫面中他正手持放大鏡，極其專注地觀察著手中的馬櫻丹花朵。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圖版：秦仁昌教授的風采

秦仁昌指導學生開展研究工作。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教授在家中授課的情形。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81年83歲的秦仁昌教授帶領後靠科技人員從事蕨類研究。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82年秦仁昌在家中工作, 細心觀察可以見到右方放有拐杖。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教授在家中進行工作的小書房, 數十年來見到他接待學生, 都在這個小空間內進行, 在他過世前確實換了一間很大的書房, 但這些在中國大陸的年代而言也是為時已晚, 一位國際級的植物學宗師, 他的精神並不是這些擺拍的宏大書房, 而是他不屈不撓對學術獻身的不朽精神。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晚年的秦仁昌教授, 這一張照片是令後輩看了有着深刻印象的照片, 他的眼神、他的經歷、他一生的努力, 能給後輩帶來無比的力量。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共時期復興學術之作 ~ 捧在手中太沉重

《2015年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 (PE) 模式標本集》

　

《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 (PE) 模式標本集》第 1 卷和 2 卷的蕨類植物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 (PE) 模式標本集》第3卷的蕨類植物門。 裸子植物門 , 本卷為蕨類植物的收尾卷, 後半部分則開始進入裸子植物門 (如松、杉、柏等) 的模式標本。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0年前中國內地出版了一套頗有參考價值的書籍, 名為《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 (PE) 模式標本集第1卷：蕨類植物門 (1) 》編著單位：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林祁 擔任本卷主編) 出版社：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時間：2015 年 10 月 1 日/第 1 卷：蕨類植物門 (1)  主要收錄從陰地蕨科 (Botrychiaceae) 到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的模式標本。第 2 卷：蕨類植物門 (2) 接續收錄後續科屬的蕨類模式標本。第 3 卷：蕨類植物門 (3) 裸子植物門 , 本卷為蕨類植物的收尾卷, 後半部分則開始進入裸子植物門 (如松、杉、柏等) 的模式標本。全書各科是根據《中國植物志·蕨類植物卷》來排列, 而該系統的核心正是國際著名的「秦仁昌系統」 (Ching's System) 。命名與定名前三卷所收錄的數千份模式標本中, 有極高比例的物種是由秦仁昌教授親自發現、命名、或是由他鑑定並確立為新模式 (如後選模式標本) 的。2. 秦仁昌在 PE 館藏中的雙重身份在查閱這套書的內頁圖注時, 您會在大量標本中看到秦仁昌教授以兩種形式出現：作為「採集人」 (Collector) , 秦仁昌在 1920 至 1960 年代深入廣西、雲南、廬山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野外考察, 採集了成千上萬號標本, 其中許多後來成為了新物種的「主模式 (Holotype) 」或「等模式 (Isotype) 」。作為「引證照片的歷史貢獻者」, 書中部分歷史模式標本若原件在國外 (如英國邱園或大英博物館) , 其比對往往依賴秦仁昌在 1930 年代冒著戰火在歐洲親自拍攝回國的 1.8 萬張珍貴模式標本照片底片。PE 標本館在數位化時, 這些照片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考證角色。雖然沒有具體到「幾百幾千份」的官方具體數字,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沒有秦仁昌教授的採集與研究成果, 這套書的蕨類植物卷將會失去大半江山。

　

秦仁昌與香港的淵源

　

秦仁昌教授印象中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內種植的筆筒樹(多鱗白桫欏), 現在一次及二次大戰華人紀念碑前閘門現時已經見不到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上圖是藝術形式復原的, 如果要觀察筆筒樹, 可在己連拿利公園入口位置進入園內, 仍然可以見到筆筒樹。(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與香港植物標本室淵源深厚, 香港標本室成立1878年, 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植物標本館1926年隨同陳煥镛教授前往香港植物園研究標本室工作, 這次經歷為他開啟了研究蕨類植物的契機, 奠定其成為蕨類植物學奠基人的基石。 查閱大量標本與文獻, 這開拓了他的國際視野並堅定了其鑽研蕨類植物的決心。
秦仁昌是中國現代植物學史上最重要的蕨類學家之一, 而香港在他的研究生涯中, 佔有相當特殊的位置, 他來港考察與研究香港的蕨類植物, 並在華南植物分類工作中, 對香港多種蕨類作出定名與修訂；因此, 香港不只是他研究對象的一部分, 也可說是他學術足跡的一個重要落點。秦仁昌之所以與香港結下深厚淵源, 首先在於香港地處華南植物區系的關鍵地帶, 兼具丘陵、山谷、濕地與熱帶邊緣生境, 特別適合蕨類植物生長。當年他在華南一帶從事採集與分類時, 香港自然成為必須重視的區域；他對香港蕨類的考察, 不單是補充地方植物名錄, 更是把香港植物放進整個中國蕨類分類體系之中加以比較與整理。在香港的植物史裡, 秦仁昌留下的痕跡尤其體現在若干蕨類植物的命名工作上。今天香港植物標本室的資料仍可見到不少本地蕨類的學名、分布與保育狀況, 而這些研究傳統背後, 正有秦仁昌一代植物分類學家的奠基作用。以筆筒樹為例, 香港植物標本室已將其列為本地原生且受保護的珍貴植物, 這類樹形蕨類正是秦仁昌所專長的研究範疇之一。

更值得記住的是, 秦仁昌的學術生命並不只屬於象牙塔。他曾經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打壓, 晚年才在改革開放後逐漸恢復名譽。這一段歷程, 使他對香港的感情帶有一種更複雜也更深沉的意味。據相關回憶與史料轉述, 當有人問及香港在1997年後的前途時, 他曾表示若將來有機會, 仍想來香港看一看, 並特別記得香港動植物公園內種植的筆筒樹 (Cyathea lepifera)
, 希望再次親眼見到那批熟悉的植物。這段回應之所以動人, 在於它不只是政治時代變遷下的一句話, 更反映出一位植物學者對地域植物的真切記憶。對秦仁昌而言, 香港不是抽象的殖民地或邊城, 而是一個有具體植物、有標本、有採集經驗的地方；那裡的山林、園圃與蕨類, 構成了他學術人生中的一部分。

香港自然郊野公園內的次生林, 有着豐富的蔭生地帶, 這種生態環境足以孕育了許多苔蘚及蕨類植物。是香港自然環境核心生態區域。(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如果把這段歷史放進更大的脈絡來看, 秦仁昌與香港的關係, 實際上就是中國近代植物學南下、在華南地區扎根的一個縮影。他既研究香港植物, 也透過命名、標本與文獻, 把香港植物納入中國現代植物分類的主流框架之中。今天回望, 他在香港留下的不只是學名與記錄, 更是一種將地方生態、學術研究與個人情感連結起來的植物學傳統。

自2004年至2026年, 二十餘年間, 我們持續對大帽山山系的自然生態環境進行系統性研究與詳盡紀錄, 足跡遍及東西南北各向：北至大刀屻, 東及草山、大埔滘, 西至川龍、大欖, 南抵荃灣、城門一帶。這些區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組成、生境特色與物種分布, 均已逐步納入觀察與整理之中, 構成一套較為完整的大帽山山系生態圖像。在眾多觀察點之中, 我們特別將其中一處生態價值最為突出的區域命名為「仁昌林谷」, 以此紀念中國蕨類學之父秦仁昌教授, 感念他對香港蕨類植物研究與植物分類學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也藉此承接前輩學者對香港山林植物世界的深遠啟發, 也象徵香港本地植物研究對中國植物學史的呼應與承接。

雲霧籠罩的大帽山, 也為香港行山人士及家庭遠足的好去處, 大帽山是香港山峰之中最高的地方, 觀賞落日與鳥瞰全香港景色的好去處, 山徑之上有着牛群吃清草的自然風光, 與山林互相映照下構成一幅難得清閑的香港風情畫。(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後記：紀念兩位中國植物學巨擘~胡先驌與秦仁昌
　

本室所收藏的胡先驌與秦仁昌兩教授的學術研究文件。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26

兩位中國植物學巨擘的歷史回望, 胡先驌與秦仁昌
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建立, 不只是學科史上的一段發展, 更是中國知識界在現代化、民族危機與制度劇變中, 努力建立自主學術體系的一頁。胡先驌與秦仁昌, 正是這段歷史中最重要的兩個名字。他們一位奠定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學術基礎, 一位開拓中國蕨類植物學的系統研究；他們不僅是科學家, 也是中國近代知識傳統的承擔者。今天回顧二人的生平, 不能只看其學術成就, 也要看他們所處的時代, 如何讓科學既開花結果, 又屢遭風雨摧折。

一、從學科奠基到民族科學的建立

胡先驌、秦仁昌所代表的, 不只是個人天才, 而是中國近代植物學從無到有的創建過程。清末民初, 中國高等教育體系開始引入現代自然科學, 植物學、動物學、形態學與分類學逐步形成獨立學科。這一過程中, 南京、北京、雲南等地的大學與研究機構, 成為中國自然分類學最早的孵化場。

胡先驌是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之一。他不只是講授植物學, 更重要的是把標本、比較、命名、整理、植物志編纂這些現代分類學的核心方法引入中國, 並推動中國學者建立本土研究能力。中國植物學由此開始不再只是「轉述西方知識」, 而是逐步發展為能夠面對中國地理、生態與物種多樣性的現代學科。秦仁昌則在蕨類植物研究上建立了另一座高峰。他被稱為中國蕨類植物學的奠基者, 並非虛名, 而是因為他將蕨類分類從零散觀察推進到系統整理, 並提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分類系統。秦仁昌的工作代表中國植物分類學不只是在「追趕世界」, 更開始在某些領域中形成自己的學術聲音。

二、抗戰年代的困厄與堅持

如果說清末民初是中國植物學的發端, 那麼抗戰時期則是這門學問在民族危亡中被迫成長的階段。戰爭摧毀了許多教育機構, 也使標本、圖書、實驗條件與野外調查陷入停滯。然而正是在這種艱難環境下, 胡先驌和秦仁昌這一代人仍以驚人的韌性維持研究。
這一代學者的價值, 不只是發表了多少論文, 而是他們在戰火中仍堅持保存中國植物學的火種。他們重視標本館建設、調查資料積累、植物園規劃與分類體系整理, 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基礎資料, 分類學便無從立足；沒有研究傳統, 學科便會斷裂。從今天回望, 這種堅持本身就是中國近代學術史的一種精神資產。它證明, 中國知識分子即使身處戰亂, 也仍試圖讓科學成為民族重建的一部分, 而不是附庸於政治口號。

三、1945年後：希望、重建與轉折

1945年抗戰勝利, 曾經一度讓人以為中國將進入重建與復興的新階段。對胡先驌、秦仁昌這樣的科學家而言, 這本來是重新整理學術秩序、修補研究機構、恢復植物志編纂的時機。胡先驌在戰後仍致力於學術建設, 也參與中國植物志與相關研究規劃。秦仁昌則繼續推進蕨類研究, 並逐步把研究重心由個人創作轉向更系統的國家學術體系。表面上看, 這是一個由戰時轉入和平建設的自然過渡；但歷史很快證明, 真正的轉折並不是和平的開始, 而是政治結構的巨變。1949年中共建政後, 中國知識界進入新的秩序。新的政權對科學的需要是真實的, 但它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也極高：學術必須服從政治, 研究必須接受意識形態審查, 過往的學術體系也常被重新評價甚至清算。這種結構性變化, 對胡先驌與秦仁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中共建政後的學術命運

胡先驌與秦仁昌在新中國成立後, 都繼續從事植物學工作, 但他們所處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原來以學術共同體、標本制度和國際交流為基礎的研究方式, 逐步讓位於政治化的學術評價。知識分子不再僅僅因研究成果受到評價, 而要接受思想立場的考核。胡先驌在新政權下曾遭遇思想批判與學術邊緣化, 這使他早年的許多貢獻在一段時間內被遮蔽。秦仁昌雖然在學術上仍被重視, 並繼續發表重要成果, 但其研究條件也受到越來越大的制度限制。尤其到了政治運動頻仍的年代, 分類學這類重標本、重比較、重國際參照的學科, 往往成為最容易被誤解、也最容易被壓縮的領域。這是一個很諷刺的現象：一方面, 政權需要科學為國家現代化服務；另一方面, 真正能使科學成長的自由環境卻被不斷侵蝕。結果就是, 科學被利用, 但科學精神卻被削弱。

五、文化大革命：學術的悲劇與人格的摧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對中國自然科學界來說, 是一次深刻而漫長的災難。胡先驌和秦仁昌, 都屬於那一代被重重打擊的學者。這不只是個人命運悲劇, 更是整個學術傳統被粗暴切斷的標誌。胡先驌在文革中的遭遇尤其令人痛心。作為一位對中國植物學作出奠基性貢獻的學者, 他在晚年仍遭到批鬥、抄家、停發工資、人格羞辱與精神壓迫。這些行為不是單一事件, 而是一種系統性的摧毀：先把人從學術共同體中剝離, 再把他變成政治批判的對象, 最後讓他的名字與成就暫時沉沒於喧囂之下。

秦仁昌的處境雖與胡先驌有所不同, 但同樣沉重。文革期間, 他的研究權利被剝奪, 學術交流中斷, 只能靠年輕人把標本和資料送到家中, 勉強維持研究不完全斷線。這種景象本身已足夠令人悲哀：一位世界級的蕨類學家, 不是在正常的研究機構裡工作, 而是在政治壓力下, 以近乎地下狀態保住最後一點學術火種。這場悲劇的可怕之處, 不只是令兩位科學家受苦, 而是使整個國家的知識體系遭受傷害。標本室、植物園、研究所、圖書館、教學體系與學術傳統, 都在那個年代受到破壞。學科不是只靠少數英雄撐起來的；一旦制度崩壞, 整個知識生態都會受損。

六、文革之後：遲來的評價, 難以彌補的傷痕

文革結束後, 中國逐步進入改革開放時代, 胡先驌與秦仁昌的歷史地位, 也開始重新被學界認識。他們的貢獻被回顧、被整理、被重新納入科學史敘述。然而, 歷史的修復從來不等於傷痕的消失。胡先驌已於1968年去世, 沒有等到真正的平反與重估；秦仁昌則活到1986年, 親眼看見一些制度逐漸恢復, 但他在文革中承受的壓抑與中斷, 並不會因後來的榮譽而消失。對這一代科學家而言, 最痛的往往不是個人名位的得失, 而是多年建立的學術秩序被摧毀, 與同代學者之間的信任和傳承被打斷。今天我們重讀他們, 不應只是讚嘆其學術成就, 更應理解：真正值得紀念的, 是他們在戰亂、政治風暴與學術荒蕪中仍不放棄證據、標本與真理的態度。

七、為何要記住他們

紀念胡先驌與秦仁昌, 不只是紀念兩位植物學家, 更是紀念一種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以科學建國, 以分類立學, 以標本與實證對抗混亂與無知。他們的名字, 代表中國植物分類學從無到有的歷程；他們的遭遇, 也提醒我們, 一個社會若不能保護知識與研究自由, 再偉大的學術成就也可能在瞬間被政治風暴吞噬。對今天的我們來說, 這段歷史的意義不在於沉溺悲情, 而在於警醒。因為一個文明真正的危機, 不只是失去某些人, 而是把能夠產生真知的制度毀掉。當真話不能說、研究不能做、標本不能保存、歷史不能追問時, 文明本身就已經受傷。胡先驌與秦仁昌, 是中國植物學的光, 也是在黑暗年代裡仍未熄滅的火。紀念他們, 不只是為了感懷前賢, 更是為了提醒後人：學術可以被摧折, 但真理不應向暴力低頭；歷史可以被扭曲, 但記憶不能放棄。

站在秦仁昌教授雕像前, 向他致最崇高的敬意, 沒有這位世界級的中國植物學家, 也沒有啟發我們的力量, 肯定也沒有《延陵植物志》的存在。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蕨類植物分類系統 (1978)

　

延陵植物標本閣 (Herbarium Ngensis)以秦氏分類系統作為蕨類植物標本編目及索引的依據, 同時冠以 F 的科號為標本索引, 基於條件所限,  我們未能對己知所有科別的現生蕨類作出完整的收集及研究, 所以凡是用黃色展示的科別為格物研究組迄今未有進行過採集、研習和歸納的族群。無可置疑, 秦仁昌系統對中國蕨類植物有著最佳闡述性。

　

蕨類植物門  PHYLUM PTERIDOPHYTA

裸蕨亞門 Psilophytina
    裸蕨綱 (松葉蕨綱) Psilopsida
   █ 松葉蕨目 Psilotales
          F1. 松葉蕨科: Psilotaceae

石松亞門 Lycophytina
    石松綱 Lycopsida
   █ 石松目 Lycopodiales
          F2. 石杉科:Huperziaceae
          F3. 石松科: Lycopodiaceae

   █ 卷柏目 Selaginellales
          F4.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水韭亞門 Isoephytina
   水韭綱 Isoetopsida
   █ 水韭目 Isoetales
          F5. 水韭科: Isoetaceae

楔葉蕨亞門 Sphenophytina
  楔葉蕨綱 Sphenopsida
   █ 木賊目 Equisetales
          F6. 木賊科: Equisetaceae

真蕨亞門 Filicophytina
   厚囊蕨綱 Eusporangiopsida
   █ 箭蕨目 Ophioglossales
         F7.七指蕨科: Helminthostachiaceae
         F8. 陰地蕨科:Botrychiaceae
         F9. 箭蕨科:Ophioglossaceae
    █ 蓮座蕨目 Marattiales
        F10. 天星蕨科 Christenseniaceae 
        F11. 蓮座蕨科:Angiopteridaceae
        F12. (保留): 延陵植物標本閣 (Herbarium Ngensis)選擇保留此科號是基於台灣學者提出 F11科的合囊蕨屬(Marattia)及親緣屬物種可能屬於自己組成的合囊蕨科 Marattiaceae, 因未有進行過有關植物研習, 故此有此保留科號。

原始薄囊蕨綱 (紫萁蕨綱) Protoleptosporangiopsida
   █ 紫萁蕨目 Osmundales
        F13. 紫萁蕨科: Osmundaceae

薄囊蕨綱 (真蕨綱) Leptosporangiopsida
   █ 瘤足蕨目 Plagiogyriales
       F14. 瘤足蕨科:Plagiogyriaceae

   █ 水龍骨目 Polypodiales
       F15. 裏白科: Gleichniaceae
       F16. 羽葉裏白科 Stromatopteridaceae
       F17A. 莎草蕨科: Schizaeaceae
       F17B. 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F18. 膜蕨科: Hymenophllaceae
       F19. 蚌殼蕨科: Dicksoniaceae
       F20. 桫欏科: Cyatheaceae
       F21. 稀子蕨科 Monachosoraceae
       F22. 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F23. 鱗始蕨科: Lindsaeaceae
       F24. 竹葉蕨科 Taenitidaceae
       F25. 姬蕨科: Hypolepidaceae
       F26. 蕨科: Pteridiaceae
       F27. 鳳尾蕨科: Pteridaceae
       F28. 鹵蕨科: Acrostichaceae
       F29. 光葉藤蕨科: Stenochlaenaceae
       F30. 中國蕨科: Sinopteridaceae
       F31. 鐵線蕨科: Adiantaceae
       F32. 水蕨科: Parkeriaceae
       F33. 裸子蕨科: Hemionitidaceae
       F34. 車前蕨科: Antrophyaceae
       F35. 書帶蕨科: Vittariaceae
       F36. 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F37. 腫足蕨科: Hypodematiaceae
       F38. 金星蕨科:Thelypteridaceae
       F39. 鐵角蕨科: Aspleniaceae
       F40. 睫毛蕨科 Pleurosoriopsidaceae
       F41. 球子蕨科: Onocleaceae
       F42. 烏毛蕨科: Blechnaceae
       F43 岩蕨科: Woodsiaceae
       F45. 鱗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F46. 叉蕨科: Aspidiaceae
       F47. 實蕨科: Bolbitidaceae
       F48. 藤蕨科: Lomariopsidaceae
       F49. 舌蕨科: Elaphoglossaceae
       F50. 腎蕨科: Nephrolepidaceae
       F51. 蓧蕨科 Oleandraceae
       F52. 骨碎補科: Davalliaceae
       F53. 雨蕨科 Gymnogrammitidaceae
       F54. 雙扇蕨科 Dipteridaceae
       F55. 燕尾蕨科:Cheiropleuriaceae
       F56. 水龍骨科: Polypodiaceae
       F57. 槲蕨科: Drynariaceae
       F58. 鹿角蕨科: Platyceriaceae
       F59. 禾葉蕨科: Grammitidaceae
       F60. 劍蕨科: Loxogrammaceae

    █ 蘋目 Marsileales
       F61. 蘋科: Marsileaceae

    █ 槐葉蘋目 Salviniales
       F62. 槐葉蘋科: Salviniaceae
       F63. 滿江紅科: Azoliaceae

全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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