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体制改革 (1986.9.27)

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向前发展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阶段。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很自然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提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后来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接着又提出教育、科技、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改革,现在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也要改革,这些都是必然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改革。中国社会目前面临很多问题,不作全方位的改革,在某一点上作些改革,在某一点上不作改革,这样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造成一个社会进步或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发现某一点落后了,把这一点改革一下就行了。联系我国的实际,应该认识到我们各方面都有需要改革的东西,也就是说都有落后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大家甚么话都不敢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出现了宽松局面,大家的议论也多了。首先议论的是我们经济上的落后。 

  解放三十年,经济建设有成绩,但并不是成功的,连粮食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工业发展速度比许多国家慢,原来发展水平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跑到我们前面去了。这些方面大家是承认的,但是在文代方面,在社会道德方面,还是不承认我们比别人落后,在政治方面更不承认比别人落后,认为除了经济,我们在其它方面都比别人优越。实行对外开放后,国家领导人经常出访,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出去的也不少,出去的人多了,才逐渐发现我们不光在经济上,在其它很多方面都落后了。比如,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落后的,在精神、道德、理想等方面,我们也存在很多问题,只有体育上去了。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在政治体制上也同样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个认识很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改革就是革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革命。为甚么要革命?因为我们落后了,我们要赶上去。从整个世界来衡量,我们的社会现在到底处于一个甚么水平上?这样提出问题,不光是对我国,也可以说是对几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省。社会主义到底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现在有很多人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他讲话相当开放,认识到苏联经济有很多缺陷,政治上有很多落后的东西,也提出要改革,这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战后四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是否好于非社会主义阵营?中很国、苏联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到底怎样?我们不能空说,要实事求是地说,不要把现实的问题同理想上的问题混同起来。希望建立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这种理想是不会有甚么人反对的,而且世界上很多人都有这种理想,问题是现在你建立起来的是不是这样一种社会,或者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比别人好?这就要认真进行考察,把眼光放远一点,跟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看。实际上,战后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运动是个低潮,是不成功的。 

  我们要承认这种低潮,不要掩盖这种低潮。三十年来中国发展是慢的,苏联也是如此。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不能同日本、台湾相比。这种解释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拿可耕地来比较,中国平均四百五十人有一平方公里可耕地,而日本一千五百人才有一平方公里可耕地,日本平均每人可耕地比中国少得多。如果说经济底子薄,可以看看东德与西德,它们是同一民族,一样的底子,战前德国东部地区的工业还强于西部地区,但是现在西德的发展大大高于东德,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用以上两个理由来解释我们的落后没有说服力。我们应当从三十年的实践中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总有甚么事情做错了,因而经济发展不行,文化和其它方面发展也不行。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如果不承认这一事实,其它问题就不好谈了。 

  我们必须把改革搞好,你不改革,别人还是很快地发展,那你怎么办?但是如果你老是用所谓的社会 主义优越性来掩盖我们存在的问题,那样改革是无法搞的,也是搞不好的。现在有些宣传,总是用理想的制度来为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东西辩解,并以此来说明我们比西方好。当然,西方国家也有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层次上已和我们不同了,要加以区别。总之,我们现在是不是比西方落后,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否则我们就无法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进我们的改革。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热烈开展的中西文化对比讨论是非常有益的。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自己的落后,提出要学习西方,今天又出现了类似当年的情况,发现我们仍然比西方落后,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我深信,要想改变中国社会,还是「全盘西化」的观点更为符合实际一点。我说的「全盘西化」,就是全面的开放,全方位地吸收人类先进的文化。为甚么一百多年来总是有人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或者类似这样的观点?根本原因就是怕冲击,在没有全面吸收西方的东西之前,就规定我们的东西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变。这是不对的。先进的文化总是要冲击落后的文化。 

  我崇尚「五四」前后提出「全盘西化」那些人的精神──对先进的文化抱全面吸收的大胆态度,敢于让先进的文化冲击我们落后的东西。通过这几年的开放和改革,事实上西方的东西已经冲击到我们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这是好现象。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没有一点好的东西,问题是好与不好,不能事先规定框框,一定要自由地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好的东西自然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自然会被冲击掉。每个方面都可以讨论,都可以比较。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文化里的好东西被丢掉。中国文化里至少有一样东西是绝对高于其它民族的,这就是「吃」。「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文明。中国餐馆遍布世界各地,外国人都承认中国烹调技术是一种艺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时期内总有先进和落后的地区。在历史上中国也曾经有过先进的文化,曾经冲击过别人,如冲击日本、朝鲜、越南,甚至冲击到欧洲。今天我们落后了,就应该让别人来冲击我们。从总的方面说,这对我们不会有坏处,只会有好处。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重视观念上的深度转变,小敲小打解决不了问题。当然我不反对我们在行动上要谨慎些,不要引起社会的大的动荡和不安,但是我们在观念上、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应该先走一步。大家知道,西方社会真正发达是在当代,但观念上的转变是很早的,文艺复兴是一个起点。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有力地冲破了一系列的框架,特别是冲击了封建的和宗教神学的思想统治。文艺复兴时期和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如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哲学家培根,政治思想家卢梭等等。受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的影响,欧洲社会思想空前活跃,自由民主之风日盛,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以落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马克思主义自我封闭起来了。每一种对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的思想文化,总是融会了当时人类所有进步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他们汲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学说。可是我们却把他们的学说封闭起来了,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把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发展都当作一钱不值,这是非常可悲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你拒绝发展,你当然要落后。这种为害匪浅的做法来自苏联。苏联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已达到最高点,到斯大林就更高了,对其他一切思想观念一律加以否定,甚至连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都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拋弃,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学、计算器等等,这就造成了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落后,马克思主义也变成几条干巴巴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神仙,而是一种方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同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同样需要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只与一百年前的物理学相适应,对今天的物理学来说就完全不够了。把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不去发展它,以致造成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状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它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产生了,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系统发展起来的。其实它只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支或一派,可我们把这一支看成正统,绝对的好,别人的则是绝对的坏。事实上,自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以后,出现了许多流派,到最后分裂成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比如北欧五国,战后大多数时间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很多,公认的一是贫富悬殊不大,二是实行公有制。如果以这两条来对照,北欧几个国家的社会主 义因素绝不比我们弱。他们的公有制成份一般都占六十巴仙以 上,贫富悬殊相当小。也有些资本家,但其资产很难传给下一代,因为遗产税极高。如果你有创造发明或会做生意,你也可以发财,但收入越多,税也越重,最高的税率达七十巴仙──八十巴仙。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好,人均年收入都在一万二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平在欧洲居于高档,失业率很低,不到三巴仙,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最高,男七十六岁,女八十岁。北欧这些国家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搞阶级调和,不搞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里,总要有管理生产的阶层,如果打倒了这批人,还得有一批人去管理生产,如果只是人身的打倒,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管理生产与参与生产这两类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管理者想使工厂赚钱,而工人想使个人赚钱,工厂赚钱太多,工人工资就少,工人工资太高,工厂赚钱就少。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两个阶层协调起来,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当然这个平衡点对于双方来说都并不会是十分满意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是最佳方案。这种观念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对任何社会问题,大概都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只能找到一个不太坏的方案,或叫次坏的方案,这就是所谓科学化的方案。如果想追求对谁都最佳的方案,一定是不可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北欧国家的阶级调和是寻找这个可行点的原则。 

  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运动是可以多元化的,如有中国、苏联这一套,有北欧这一套,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如意大利共产党,现在是该国第二大党,它对社会影响很大,意大利国内很多福利事业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搞起来的。比如退休制度,搞得比我们还好,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退休金,丈夫去世后妻子照样拿丈夫退休金,直至妻子去世。又如罗马大学,学生吃饭几乎不要钱。这些都是福利,即一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上已经是有许多条了,不要以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坚持我们前三十年的那一套东西。社会主义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也是有的。我们过去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今天这个观点已经不对了,现在就连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美国也有反垄断法。比如美国最大电话公司「贝尔电话公司」,垄断了美国全国的电话业务,前年根据反垄断法,它硬被拆成八个公司进行竞争。 

  这说明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认识到垄断是危险的。又如凯恩斯学派,要求政府干预经济,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形式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之,社会要发展,我们必须吸收人家经过试验并已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我们现在已承认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那么北欧这些国家的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和参考呢?我在北欧几个国家看了一下,知道他们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多次努力,相对地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社会平衡,使各阶层的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应该作些调整?我想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事先要好好研究。比如,社会主义一是要生活稳定,二是要发展得快,但是稳定和发展快又是相矛盾的,「大锅饭」最稳定,但发展不可能快,相反是最慢的;如果完全自由竞争,那发展是快的,但又感到不稳定,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的框架扔掉,通过改革寻找出新路。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一定要开放,不能有限制。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治理方法都可以讲。要做到这一点,舆论上的自由是首要的。没有舆论上的自由,学术上的自由也很难保证。有了舆论自由,我们才能在自由的辩论中明确甚么是正确、合理的,甚么是不正确、不合理的。要保证中国改革成功,实现民主化是一个根本,而实现民主化首先也必须实现舆论自由。舆论自由本身并不需要多少改革,因为这是宪法上规定了的,只要严格执行宪法就行。有了言论自由,有了民主,才可以谈其它的事情,否则谈了也没有用。现在许多好的政策出了坏的效果,根本原因也是没有民主造成的。如企业实行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厂长负责制,老是做不好;又如要求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做起来就走了样。所以实现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过去常常说资产阶级是假民主,假民主至少把水门事件中的美国总统给轰下去了。我们有真民主,就应该允许人民公开揭露某些领导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把做了坏事的人拉下来。如果做到了这一步,中国社会就会成为一个政治体制上能够自我调节的社会。现在我们并没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出了坏事就无法控制,非要等到上级领导发现才能制止。民主在改革中是最核心的东西,其它都是第二位的,有了民主化,中国社会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再说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公民到底谁维持谁,或谁养谁。这个问题最早是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但是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中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比我们更明确:是公民养着政府,具体地说是纳税人养着政府;因此政府要为公民服务,要代表他们的利益,纳税人有权制约政府。今年我在美国新泽西州工作了四个月,有一次这个州的议员还给我寄来一份材料,因为我在那儿住着,我也交税,也算那个州的居民,这个议员也应该代表我的利益。寄来的材料中列举他这段时间在国会里干了些甚么,表决了甚么议案,投了赞成票还是反对票还是弃权。这样的材料,该州的每个公民都会收到,这样大家就知道了议员做的事,如果你做得不对,下次就不选你了。在理论上说我国也是这样的,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人民代表应当代表人民,应该让你所代表的这部分人民知道你在干些甚么,至少知道你在开人民代表大会时做了些甚么,说了些甚么。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更不要说谁给我们寄甚么材料了。相反,我们有些宣 传竟说是政府养着百姓。 

  比如学校里做学生思想工作时总是说:政府给了你这么好的条件,让你好好学习,你还不好好学习,等等。要好好学习是对的,但所谓政府给你好条件的说法是不对的。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应当给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公民是交了所得税的。我们可以以科大为例来算算这笔所得税:科大师生的比例是一:二.五,五年学制,每个教师五年培养出两个半到三个学生,每个学生价值为两万元,每个教师五年里的产值是五万元。五万元里去掉五十巴仙的成本,再去掉一个教师五年共六千元的工资,剩下的一万九千元就是交了所得税。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是政府恩赐人民甚么,而是人民养着政府,是人民让一些人当政。「扩大民主」这种说法也不准确,扩大民主是由上到下,实际上民主是每个人的权力。作为这个社会里的公民,我要尽义务,尽义务我就有了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我的政治权力,因此,我们有权过问国家大事,有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常识,但这种认识在群众中还不普遍,总觉得好事情是政府恩赐给我们的,不认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更新很重要。我认为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观念是先进的,如人本主义,我们应该发展它,不应该削弱它,要赋予它更新更多的内容。作为人,我应当受到社会尊重。我们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高人的尊严,增强人的活力,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像封建时代那样,把人只看作一个顺民,一个工具。我就说到这里吧。 

  下面回答同志们提出来的问题: 

问:对近几年来的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应如何评价?有人认为「终身制」没有废除,又来了个「世袭制」,改革走偏了方向,是某些人怀着私利搞「权力再分配」,这样认识对吗? 

答: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想法是好的,目的是想克服一下僵化的状态,但的确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民主的空气和背景造成的。我刚才说过,没有民主,即使搞了知识化,年轻化,好东西也会变成坏东西。至于干部制度中有些东西,本来就是封建性质的。比如「伯乐制」,作为选择干部的一种方式是可以的,作为提拔干部的一种主要制度就不对了。所谓「伯乐制」就是推荐,西方民主国家也有推荐,但民主国家选任一个官员要有几个人推荐,还要经过大家评议;大家评议,就是民主的方式。单纯地依靠伯乐是不行的。还有,「伯乐」由谁来选择?这又涉及到是不是要民主的问题。 

问:这几年人们的政治热情普遍降低了,出现了所谓「全民性牢骚」,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这还是好现象。出现牢骚比不出现牢骚要好。社会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问题。过去不是没有牢骚,而是不敢发牢骚。民主有个定量测量方法,就是看你牢骚发的范围有多大;范围越小,民主的程度越低。现在可以在相当大的场合发发牢骚,这的确比十年前民主多了。一个国家总是会有各种困难问题的,发发牢骚,也许问题还能解决得快一些。 

问:权力过于集中是当前政治弊端的总病根,但在实际生活中,也有权力过于分散的现象,例如中央有些政策很难贯彻,大红头文件管不了小红头文件。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答:这也是由于缺乏民主造成的。所谓民主社会,一个方面是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特别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行政一定要有效率,行政系统一定是指令式的,上面规定怎么办,下面就得怎么办。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提出了分权原则,资产阶级革命后分权思想进一步发展,实行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这样就使得行政系统必须是指令性的,而立法系统则必须用民主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中国既没有民主,也没有集中,没有形成一个民主社会所应有的运转机制。我们的党和政府甚么都管,单头领导本身就不可能形成民主,也不可能有效率。比如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这就不完全合适,如果党委书记出了问题怎么办?行政领导管理审计部门也是不对的。立法、行政、司法、审计这些部门都应当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民主地反映意见,又可以有效率地工作的局面。甚么都归一个头来管,必然管不好。 

问:请讲一讲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全民的民主? 

答:为了防止党的领导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活动中发生失误,我想可否像发达国家政党那样,在党的奋斗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党内存在不同观点的派别,公开发表意见,推行批评活动?在矛盾尖锐化以后,各派进行协调,直至撤换某些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党内不同观点,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毛主席也说过党内早就有不同观点,过去只是没有把这些不同观点公开亮出来,只能在小圈子里说说,这实际上也是民主不够的反映。政治上越民主,观点就越透明。现在我们不了解领导人的观点,因为他没有在众家中活动,他也不发表议论,即所谓不透明。我们受列宁的建党思想影响很深。列宁的建党思想在某一段时期可能是适应的,但至少现在是不适应了,用那种建党学说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已经不行了。 

关于全民民主问题,上面我已经说过了,至少人民代表要真正代表人民。我们现在把人民代表成了一种荣誉性的职务,你当了甚么模范,就给你一个人民代表当当。不应该这样。人大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和民意机构。如果说资产阶级搞的是假民主,但它至少还有一个质询制度。比如在英国,撤切尔夫人每个星期都必须到议会去一次,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就像我们过去开批判会那样,议员们问她任何问题都必须答复。大臣则坐在她周围,问国防问题,国防大臣就老老实实地当场回答。你答不出来,或者你某件事情办得不对,第二天报纸上就批评开了,所以这些国家的内阁成员都得认认真真地做事。我们为甚么不能监督政府呢?我们的政府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应该经常向人民说说你为人民做了些甚么事情啊!现在有全国人大代表三千人,人数可以少一点,但可以职业性一点。你选上了这届人大代表,你五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去说话。美国国会拨给每个议员一大笔活动经费,他可以雇人去调查某个问题,也可以自己去调查,调查出来他就到议会上发言。这并不是为难政府,而是对政府有利,对人民有利。如果我们也这样做,这并不需要改变体制,也不会改变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问:人民参政应通过甚么方式来实现? 

答:在我国,实际上人民参政的渠道是有的,只是没有认真执行,关键是没有真正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前不久我在美国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了一篇文章,是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写的,这篇文章在海外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文章认为中国全国人代会表决议题,差不多每次都是三○○○,是一种好现象,比国外四十九:五十一的表决要好。这是不懂得起码的民主概念。民主就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群,根据不同利益的要求,依靠民主的方式,寻找一个平衡点。表决不一致才是一种好现象。西方国家的议会和内阁表决常常是四十九:五十一,这样迫使他们小心翼翼地工作,力争不把事情做错,同时通过民主的方式可以让政治家们看到某件事情有多少人赞成和反对,然后根据不同利益要求进行调整,在多种要求中尽可能地实现平衡。三○○○,皆大欢喜,都是理想的方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方案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满意。写这篇文章的人本身就不懂民主,不懂政治。 

问:据报载,党的十三大将继续保留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里根竞选总统时,有人说他当总统年纪大了,美国选民就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多数人还是认为他当总统合适,结果被选上了,他的选票还大大超过比他年轻得多的竞选对手的选票。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界限,重要的是是否反映了民意。里根继续干下去是通过全民选举的,也就是说是经过美国老百姓点头的。中国是通过甚么渠道的?我们不清楚。所以,是否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表达民意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问:实行全方位改革,是不是也要改变四项基本原则? 

答: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方面的一种原则,它不能概括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比如物理学大纲,它与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甚么关系,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政治,是两码事。再是,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概念也是发展的,比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含义,比起过去来,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发展。有一种庸俗的过敏症,似乎凡是没有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原理而推导出来的认识,都有「违背」原则的嫌疑,这是错误的。因为,对世界的认识不能都从原则,那怕是普遍原则中推导出来。 

问: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那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不是行使民主的一种形式? 

答: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五七年最早出现这种民主化的表达方式,到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一种整人的方式,这样反而造成人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这个角度说,「四大」的确有很多缺点。我觉得现在判断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我要说说与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民主化的社会里,要有一种多元化的观念,这不光是指政府和领导人,对每个人都一样。所谓民主,首先要承认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充份地发表不同意见,同时也要充份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这是造成民主的必要条件。西方社会已经这样做了。如竞选总统时,发表各种政见,辩论非常激烈,但选举一结束,不论谁胜谁负都祝贺,承认彼此的存在,不是谁灭谁。多元化的原则就是允许大家观点不同。有不同的观点,不一定就是哪方对哪方错,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也许不同人的观点,即便是少数派的观点,往往也都有正确的成份,但社会在运转时只能按一种方法办,这就是必须互相尊重的理论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即辩论激烈,但互相尊重观点。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影响,正统观念特别强,总是认为不管甚么问题一定有一种绝对正确的答案,其它的答案都是错误的。两个中国人辩论,我说我是对的,那就等于说你一定错了。西方人没有这种绝对的心理,而是认为我对并不等于你完全错。对一个多元的社会来说,说不上哪个绝对好,哪个绝对坏,也没有一个绝对正统的答案。「四大」中的一些做法与这种绝对化的心理有很大关系。有这种心理,就很难造成民主的局面。民主局面需要有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作保证,要宽容,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我赞成我们各种各样观点的出现,即使是守旧的、封建的观点也没有关系。中国人只有具备了这种心境,中国的社会改革才真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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