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劉少奇

 一九六六廿三

 同志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瞭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志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沈重;因爲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係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彙報的。在這些彙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學、中學派了許多工作組,並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員作爲工作組的成員。當時,中央各部委、共青團中央都很積極,抽出了大批幹部,並由全國各地抽調來一些幹部,作爲工作組成員由新市委介紹到各學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還向一些機關派了工作組。

    一開始就訂出了一些限制群衆革命行動的辦法,如不讓群衆上街遊行,不讓把大字報貼到馬路上去,要內外有別,等等。

   批發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到各地黨委,認爲北大工作組六月十八日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由此,就在事實上支援了北大工作組的一些錯誤作法,把革命師生群衆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事件,這就給全國定了一種基調。

   批發了一些中央局報送中央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和討論紀要等,在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錯誤,也發生了一些不好影響。

   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所謂“排除干擾”的鬥爭,由此,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的現象,發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爲“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

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

我過問過的、王光美同志 (按: 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妻子。翱鵰謹識)參加過的清華大學前一段文化革命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例子。我曾聯繫過的師大一附中,也進行過“排除干擾”的鬥爭。

   解放北京市大多數党團員和一般幹部,只要他們認真檢查在前市委反黨修正主義影響下所犯的那些錯誤,並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錯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過早地恢復黨團組織活動的意見。工作組撤退時,把職權交給了各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臨時籌委會,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多數是工作組指定或者變相指定的。他們中的多數人受工作組的影響較多,所以他們不能很好地執行黨的正確路線。

   北京市許多中學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錯誤,此外,還批准了共青團中央報送的“關於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規劃”。在這個規劃中規定,對多數中學的教職員實行集訓,使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放假,或到工廠、農村勞動,並對一部分中學生實行軍訓。

   現在看來,對學校和機關的文化革命,是不應當派工作組的。當時群衆紛紛要求黨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組到各學校和一些機關去領導他們進行文化大革命,許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組,特別在報紙上發表了派工作組到北京大學代行黨委職權以後,這種派工作組的要求就更加強烈了。當時,我們沒有就是否應當派工作組的問題進行過討論,也沒有就工作組進入各學校和一些機關後應當採取什麽態度進行過討論。各工作組是匆促地進入各學校和一些機關的。應當說,我們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衆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起來了,我們只有支援群衆的革命運動,並參加到群衆運動中去,向革命的群衆學習,聽取群衆中的各種不同意見,然後方有可能對革命的群衆運動中某些政策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對於這一個新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我自己和許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沒有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在革命的群衆運動中學習,不應當派工作組去代行黨委職權,也就是不應當從外面派人到那堨h包辦代替,去建立“領導”群衆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機構。

如果群衆一定要求我們派人去,我們也可以派少數聯絡員去瞭解那堛滷〞p,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接收並保存原黨委的所有資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對於群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則不要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雖然還不能滿足群衆的要求,但當時最多也只能這樣處埋。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志發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衆運動發生對抗的現象,並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志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志是根據毛主席的啓發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於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作。

   當工作組初到各學校和一些機關後,一般是受到群衆歡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衆中發生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一些批評和懷疑工作組領導或工作組某些成員的意見,也有一些批評和懷疑党的某些領導人的意見。由於大多數工作組對群衆運動包辦代替,並規定許多限制,這就必然引起群衆的不滿和懷疑,即使其中有些過激的言論,也是屬於敢想、敢說、敢於鬥爭、敢於造反的革命言論。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右派言論出現。

這本來是一種正常情況。應當拿出足夠的時間讓各種不同意見充分地發表出來,充分地辯論清楚。恰恰在這個關鍵時刻,由我主持的中央彙報會議就陸續地作出了前面所說的那些錯誤的決定。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援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有少數工作組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把工作組撤離之後,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組去。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衆學習,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衆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衆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産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即使在這種時候,我還是不覺悟的,不知道這種局勢的造成是極不正常的,是極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極不利於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這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時間雖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這種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卻是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肅清,有些地方甚至變本加厲,造成了群衆中嚴重的對立情緒。

   我這一次犯嚴重的路線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舊政協會議開過會,我替中央寫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決議付諸實施,中國將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對於當時時局的這種估計是錯誤的,有和平幻想。雖然,在這個指示上同時提出練兵、減租、生産三項中心工作,是不錯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同志的支援是不夠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會議,沒有系統地全面地解決當時分配地主土地問題,沒有能夠糾正當時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如殺人過多,侵犯一些中農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糾正當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某些過份性急的情緒和作法,同時提出消滅城市的封建把頭;但是,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沒有強調指出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以後整個歷史時期國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錯誤地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鄧子恢同志砍掉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講過的,沒有遭到反駁,事實上就批准了他的計劃,他就在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大加發揮,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我這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是和我過去所犯的這些錯誤有聯繫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用我的名義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以後我又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發言。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實行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成立人民公社以來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同時,也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已經開始逐步好轉。在這種對於當時形勢的基本估計下,不論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言中,對於當時的困難都講得過多了。過頭了,對於前途,有時也說得黯淡,對幹部和群衆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生了不好的影響。這已經是一種右傾錯誤。

   更嚴重的錯誤,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一九六二年的國家預算,……對於當時的財政經濟的困難形勢,就估計得更嚴重了。認爲“我們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常時期。”XX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作了講話。XX同志的這個講話,是根據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的意見加以發揮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發了XX同志的講話給各省、市、區黨委,要各省、市、區黨委一級的黨員幹部“認真討論。在討論中,應當鼓勵大家發表各種不同意見,並且應當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在全國各地鼓勵了各種歪風邪氣的出籠,翻案風、單幹風都出來了,還有些人就根本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就在許多地方把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減基本建設投資,對於許多已經開工的工程項目大量下馬,以至有些必須繼續建設的工程項目,例如XXX建設的某些重大專案,也錯誤地下馬了,而某些應該削減的投資,又沒有削減。

   由於我當時過分信任XX同志,並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薦XX同志作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毛主席此時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幾位同志到毛主席那媟J報了北京討論的一些情況,並把已經擬好的中央批發XX同志的講話的文件送請毛主席批發。我後來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贊同我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和某些作法的。

   鄧子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後,他就在好幾處幹部會議上鼓吹包産到戶。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於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之後,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沒有把他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但是我已經感到緊張,感到形勢嚴重,因而急於請求毛主席回北京來。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到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以前,我在這段時間內所犯的這些錯誤,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的錯誤。從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後,就著手起草“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産的決定”,以後又起草“關於商業工作的決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形勢、矛盾、階級與階級鬥爭問題進行了討論,九月又召開了十中全會,通過了上述兩個決定,並發表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中全會公報。這樣,才把我這一次犯的錯誤糾正過來,把當時的局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的錯誤之後,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親自領導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個十條)之後,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擬出了“第二個十條”,(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於十一月十四日發出。這“第二個十條”,是怎樣擬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個十條”出來後走了七個省,回來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第二個十條”是基本上根據彭真在這個報告中的思想擬出來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覺得“第二個十條”中有些規定不利於放手發動群衆,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發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華東幾個省市,中南各省和雲南都講過話,在北京也講過話,在這些講話中,我強調了要各級領導同志到農村去蹲點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本來是對的。但是強調得過份,有些絕對化,這就是錯誤的,此外,在這些講話中還說過,在這時以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多數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敗的。對當時各地方許多單位的階級鬥爭的嚴重性估計過份,對幹部中犯四不清錯誤的嚴重性也估計過份,因而對於當時工農業生産形勢好轉的原因的某些解釋也是錯誤的。在這些講話中還說過應當在蹲點、發動群衆鬥爭的過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況,才能把情況調查清楚,認爲照毛主席以前所說的開調查會的辦法不夠了,有的時候又說不完全適用了。

這在事實上就否認了毛主席所說的開調查會的方法,這是十分錯誤的,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在這段時期中,我過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個大隊蹲點的經驗,讓她在幾個地方作了介紹,並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薦聽聽她的介紹,後來又把她的講話記錄批發到全國,這就給許多同志以極不好的印象。其實,桃園蹲點工作隊的做法,在當時就是有一些錯誤 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時,我的上述錯誤並沒有改正。我在這次會議上說過,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說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條上所說的,這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今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只能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是同毛主席和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我正是在這種時候,忘記了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錯誤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我的這次錯誤,也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二十三條”之後,才糾正的。“二十三條”,上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把打擊物件縮小到極少數人身上。

   由於我在過去歷史上犯過一些錯誤,特別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傾錯誤,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爲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又是從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後,由毛主席親自糾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討論後,在七月二十四日決定撤退各學校和一些機關的工作組。隨後,召集了有各地方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八月一日召開黨中央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公報,在全會後期,討論了關於我的錯誤問題,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新的選舉,全會一致決定:由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爲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以及對中央組織上一些改變,是完全必要的,對全黨全國有極爲深遠的歷史意義,對世界革命也將産生深遠的影響。我完全擁護党的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以及對中央組織上的變動。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黨內其他許多同志也遠比我高明。我對十一中全會和毛主席的一切決定,決心嚴格遵守,決心遵守一個黨員所應當遵守的紀律,決不在任何人面前搞兩面派。

   爲什麽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原因是: 

  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以及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爲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完全達到十六條決定上所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各項任務,就必須認真走群衆路線,廣泛和深入地發動群衆,提倡群衆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而當時我們的作法實際是不信任群衆,不依靠群衆,不敢放手發動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組的作用,派工作組去包辦代替群衆的革命行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衆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臺。 

  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把革命的群衆運動中出現的正常現象和運動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點,看成是“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路線。 

  三、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還存在著許多唯心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因而在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常常站不穩立場,有的時候就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現有自以爲是、好爲人師的態度。

   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不能在工作和鬥爭中正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沒有到實踐中去向群衆學習,向毛主席請示和報告又不夠,有的時候就在實際上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對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確的意見沒有接受,相反,聽取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 

  這是我現在對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爲什麽犯路線錯誤的理解。這種理解當然還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後還要繼續努力去理解它。我決心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林彪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樣,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力求在今後爲党爲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這是我的檢討。請同志們批評,給我以幫助,並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線錯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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