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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三事件」六十年祭
60º
Aniversário do Incidente de 3 de Dezembro de 1966, Macau
上卷
Volume I
謹以本專題紀念「一二. 三事件」的死難者
格物研究
2026年6月6日
獻給逝者: 願你們安息
澳門「一二.三事件」中的死難者
(遇難日期: 1966年12月3至4日)
黃澤松、劉文欽、吳少海、鮑日明
龔國銘、許文安、余國平、陳 蘇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卷: 風起如湧：「一二.三事件」的起因與衝突
Vol. 1 Ventos
em Turbilhão – O Prelúdio do Incidente 1-2-3 de Macau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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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事件」歷史圖片著色計劃研究說明
關於一二.三事件歷史圖片著色計劃
資料匱乏與歷史被淡忘的現實
在進行「一二.三事件」(1966年12月3日)
的歷史研究過程中，我們深刻感受到資料與檔案的嚴重不足。官方文獻、新聞報導、影像記錄等相關資料極為有限，許多重要細節已無法查證。在某種程度上，這段歷史在過去數十年間被刻意淡化、遺忘，甚至避免被深入討論，導致能夠參與研究的素材可謂少之又少。
這不僅是資料的缺失，更是記憶的斷裂。許多死難者的生平已難以確認，許多事件的具體經過只能依靠零星口述與碎片化文獻拼湊。對於研究者而言，這是一種無奈的現實；對於公眾而言，這更是一種難以全面認識歷史的障礙。
使用 AI 技術為歷史圖片注上顏色在此背景下，格物研究組決定嘗試運用現代 AI
技術，為過去存留的「一二·三事件」歷史圖片進行著色處理。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讓這段歷史在視覺上變得更加鮮明，讓公眾在閱讀與了解時，能夠獲得比傳統黑白照片更鮮活、更具象的體驗。白照片雖然是歷史的真實記錄，但往往讓觀者與那段時空產生距離感。經過
AI 著色後的影像，雖然並非完全還原歷史原貌，卻能幫助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當時的場景、人物與氛圍，從而提升對歷史事件的理解與共鳴。
研究限制與誠懇提醒
然而我們必須誠懇地說明，由於資料嚴重不足，在研究與著色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誤差或不準確之處。AI
著色基於現有資料與算法推測，並非絕對客觀的歷史復原。某些颜色、細節、背景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
因此，本計劃所呈現的影像與研究內容，僅供參考與學習之用，不代表完全準確的歷史再現。我們誠懇地請讀者留意這些限制，並以批判性思考的態度看待這些資料。
我們的願望
儘管資料匱乏、歷史被淡忘，我們仍希望透過這次嘗試，能夠為「一二·三事件」的歷史研究與公眾教育，貢獻一點微小的力量。讓這段歷史不再被完全遺忘，讓八位死難者的犧牲不再毫無記憶，讓更多人能夠了解澳門這段關鍵的歷史轉折。
記錄~從來不只是回望過去，更是一種對抗遺忘的行動。(格物研究
2026.6.4)
澳門1966年11月15日氹仔警民衝突的原點~氹仔坊眾學校舊址(右方).(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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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若然說澳葡是一窩會針死人的黃蜂,文革時期的中共就是那個把蜂竇挑下來的人
澳門1966年一二.三事件死難者的墓地，左起：吳少海、龔國銘、劉文欽。(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西方學界對一二.三事件的共識性理解。事件被描述為受文革啟發的對葡殖民統治的政治示威與騷亂，造成 8人死亡、200
多人受傷。事件標誌葡萄牙在澳門統治的實質結束，其後葡方承認中共在澳門的事實主導地位。與 1967
年香港「六七暴動」相似，都是左派組織藉文革風暴，引入文革式鬥爭手段，企圖奪取殖民地政府權力；但澳葡選擇道歉妥協，港英堅持平亂，導致兩地後續發展軌跡不同。
1966 年 12 月 3
日，澳門爆發大規模動亂，史稱一二.三事件。這場事件不僅是澳門殖民地歷史的轉捩點，更是冷戰、去殖民化與文革浪潮交匯的歷史縮影。若用一個比喻來想像當時的澳門，可以說：澳葡政府像是一窩會針死人的黃蜂，而文革時期的中共則是那個把蜂竇挑下來的人。澳門，夾在中間，顯得分外不幸。
一、澳葡~會針死人的黃蜂
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統治，長達四百多年。到 1960
年代，雖然表面上維持「和平治理」，但華人社會長期遭受制度性歧視。葡籍官員掌握核心權力，華人則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處於劣勢。路氹地區的教育、醫療、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氹仔一場學校違規擴大爭議，竟能迅速演變成大規模抗議，正反映了長期積累的民怨。1966
年 12 月 3 日，大批手持《毛語錄》的群眾衝擊澳督府，澳葡政府出動軍警鎮壓，造成 8人死亡、200
多人受傷。這一幕，就像黃蜂在被驚擾後，用毒針回擊。對許多澳門華人來說，葡殖政府的壓迫與冷漠，的確像一窩會針死人的黃蜂。
二、中共~挑蜂竇的人
然而把蜂竇挑下來的人，同樣不是無辜的。文革爆發於 1966 年 5
月，紅衛兵運動迅速高漲，文革式語言與戰術開始向外擴散。澳門左派組織在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 的領導下，引入大字報、批鬥、脅迫等手段，向澳葡政府施壓。但中共的角色，並非單純的文革激進派。外國學界的研究指出，一二.三事件的本質，是「反殖民＋反國民黨＋文革式鬥爭」的混合體。中共在事件中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清除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最終澳葡政府被迫關閉所有國民黨機構、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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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國民黨「間諜」回內地，使國民黨勢力在澳門徹底絕跡。這意味著，挑蜂竇的人，不僅是文革的激進派，更是國共鬥爭中的勝利者，利用文革的浪潮，清除國民黨在澳門的最後陣地。
三、澳門~被夾擊的不幸
澳門的不幸，不只是被夾在黃蜂與挑蜂竇的人之間，更是被冷戰、去殖民化、文革、國共鬥爭、葡萄牙殖民政策等多重歷史洪流同時捲入。從冷戰角度看，澳門是西方與社會主義陣營交匯的前沿。從去殖民化角度看，1961年代是非洲、亞洲殖民地獨立運動的高潮，澳門雖未正式獨立，但華人社會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正反映了去殖民化的全球趨勢。從文革角度看，紅衛兵運動與文革語言，迅速從內地擴散到港澳，影響左派組織的動員策略。從國共鬥爭角度看，一二.三事件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清除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確立中共的獨佔政治主導。從葡萄牙殖民政策角度看，里斯本中央政府對遠東殖民地的控制力有限，加上
1961 年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戰爭爆發，使澳門在戰略上被邊緣化，最終選擇妥協道歉，而非堅決平亂。
四、事件的後果~黃蜂失勢蜂竇易主
事件後，澳葡政府不僅道歉，而且同意關閉所有國民黨機構、遣送國民黨「間諜」回中國大陸。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學者 Carmen Amado
Mendes 指出，1967 年澳葡接受抗議者條件，是葡萄牙事實上行使主權失效的時刻，即失去對澳門的 de facto
sovereignty。這意味著，在 1967 年之前，澳門在法律上仍屬葡萄牙殖民地；但在1967
年澳葡妥協後，澳門實際上已成為中共主導的政治實體，葡萄牙僅保留名義上的主權，直到 1999 年正式回歸。
五、被歷史洪流捲入的澳門
澳門的不幸，不只是被夾在黃蜂與挑蜂竇的人之間，更是被多重歷史洪流同時捲入。澳葡政府像是一窩會針死人的黃蜂，而文革時期的中共則是那個把蜂竇挑下來的人。澳門夾在中間顯得分外不幸。但歷史的複雜性，不在於非黑即白的對立，而在於多層交錯的衝突與妥協。一二.三事件，正是這種複雜性的最佳縮影：它既是反殖民的抗爭，也是國共鬥爭的延續；既是文革的溢出，也是冷戰與去殖民化的交匯。澳門的不幸，正是人類歷史洪流中，小地方被大時代延禍的縮影。
澳門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九周年大會紀念章(正面)，也是文化大革命影響到澳門的產物。(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66年澳門社會受文革風潮轉向
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66年11月15日發生的氹仔事件，是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導火線。這起事件的背景是1960年代初期氹仔地區兒童失學問題嚴重，當地工人及街坊組織起來籌辦學校。居民自籌經費成立了「氹仔居民學校籌建委員會」，向澳葡當局申請擴建校舍，前後交涉了24次卻始終未獲答覆。在等待許可期間，工人先行搭棚施工，準備將破舊房子改建成校舍。
當天早晨，海島市政廳代理廳長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在上班途中發現氹仔坊眾學校門前搭起了棚架，隨即派出警察前往阻止校舍擴建工程，理由是未經批准。工人們繼續工作，沒有理會警方的勸阻。晏德地後來在接受訪問時回憶說，他當時不知道工人在做什麼，認為警察警告後工人仍不理會，是明顯違法的行為，他覺得工人完全不尊重他的權威，所以下令拘捕。
事態隨即升級，澳葡防暴隊出动，動武毆打現場群眾。事件造成24人受傷，6人被捕，其中包括菜農工會成員、爆竹工會成員以及《澳門日報》記者。多名傷者頭顱被打傷，記者被扣留長達2小時。這被視為葡澳當局對華人教育需求長期漠視的典型案例——居民自筹資金辦學卻遭官方拖延不理，最終以暴力阻止建校。事件發生後，「氹仔居民學校籌建委員會」向澳葡政府提出五項要求，包括嚴懲肇事者。然而的不滿情緒迅速蔓延，親北京社團發起抗議，全澳範圍內爆發罷工、罷市。每天有大量人群聚集在澳督府外抗議，事態不斷升級。到了12月3日，抗議活動演變成大規模動亂，造成8人死亡、200餘人受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一二.三事件。
在當時中方的政治壓力下，澳葡政府為了平息動亂，必須將事件中的直接責任人撤職並驅逐出境。1966年12月16日，澳督嘉樂庇宣布撤換多名官員，包括陸軍司令施維納、澳門警察廳廳長傅利沙、海島市市政廳廳長晏德地以及海島市警察廳廳長顏端尼等一干人。晏德地作為直接下令拘捕並導致流血事件的官員，成為首要撤換對象。晏德地被「被迫返回葡國」的內幕，並不是自發性辭職，而是政治處置。澳葡政府當時威信已經喪失，必須用人頭換取穩定，向北京方面示好。將這些直接責任人撤職並驅逐出境，是粵澳雙方政治妥協的結果。此事件徹底改變了澳門的政治格局，澳葡政府的管治威信崩潰，親北京的左派勢力自此主導澳門社會，這種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澳門回歸中國。晏德地的事件成為澳門殖民歷史的重要轉捩點，標誌著葡萄牙對澳門統治的實質性衰落。
氹仔建校衝突關鍵轉捩點
從嘉模教堂高地處望向氹仔坊眾學校修建場地的情況，這時候有大量警察集結。(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
慘無人道的毒打！葡警連小童、老翁也不放過，甚至以警棍猛撞婦女下部。但實際觀是,氹仔坊眾學校因辦學需要擴大校舍現場,警察防暴隊出動鎮壓發生肢體衝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六十年過去，氹仔已經滄海變桑田，桑田變賭城，原氹仔坊眾學校舊址亦今已成餐廳，在地產盈利掛稅的現今社會，原建築仍然幸存已經是一個奇蹟，然而建校本是造福莘莘學子本，與政治無關，但冥冥中卻被政治拖入一個萬劫不復的漩渦之內，而且更導致八位澳門市民殉難！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氹仔建校衝突1966年11月15日澳門近代史的關鍵轉捩點1966年11月15日，氹仔發生的一場建校衝突，成為澳門近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事件。這場原本圍繞學校擴建工程的民間糾紛，最終演變成大規模警民衝突，並成為後來「一二.三事件」的重要導火線，是氹仔坊眾學校因辦學需要擴大校舍，澳門居民自籌經費成立「氹仔居民學校籌建委員會」，多次向澳葡當局申請批准施工。據資料記載，校方前後與當局交涉達二十四次，但長時間未獲正式回覆，办学需求長期被忽視。在遲遲未取得正式批准的情況下，校方與居民為了不耽誤辦學進度，決定先行搭棚施工。11月15日當日，海島市政廳代理廳長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上班時途經坊眾學校，發現校舍前已搭起棚架，立即派出一名警察前往查詢並要求阻止施工。工人不聽勸阻，繼續施工。晏德地隨即派出更多警力介入，警察防暴隊出動鎮壓。雙方對峙後迅速爆發衝突，葡警被指毆打在場群眾，導致多人受傷。
根據官方與民間記載，這場衝突造成40人受傷，66人被捕，其中包括在場採訪的《澳門日報》記者。被捕者中有不少是建校籌委與參與交涉的澳門華人社會代表。事件發生後，中華總商會及建校代表立即前往澳門總督府交涉，要求釋放被捕人員並徹底調查事件。然而，部分前往交涉的人士未能即時獲得會見，反而遭到拘留，進一步激化華人社會的不滿情緒。社會反應與後續影響，氹仔建校衝突迅速引起澳門各界強烈反應。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五項要求，包括道歉、賠償、釋放被捕人員等，但澳葡當局回應遲緩且態度強硬。這場衝突不僅是校舍修建問題，更觸發了澳門華人對澳葡殖民統治長期積壓的不滿。民族主義情緒被迅速挑起，街頭抗議、罷工、罷市等行動隨即展開，星火燎原，最終導致1966年12月3日發生更大規模的一二.三事件，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
1966年11月15日的氹仔建校衝突，標誌著澳門社會矛盾從和平交涉轉向大規模抗議。它不僅是澳葡殖民統治末期社會動盪的開端，也深刻影響了澳門此後的政治格局。事件促使華人社會更強力地要求政治改革與平等權利，並為1970年代澳門逐漸向中國過渡埋下伏筆。這起事件也成為澳門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案例，展示殖民統治末期社會矛盾如何從具體民生問題演變成政治運動，以及民間社會如何在長期壓抑後通過集體行動表達訴求。氹仔建校衝突提醒我們，歷史的大轉折往往始於看似微小的日常事件，一間學校的擴建，卻意外地改變了整個澳門的命運軌跡。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葡警像野獸般連過路的中國同胞也抓住狠狠毒打。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護督施維納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施維納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施維納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是澳門葡萄牙殖民管治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根據現有資料，他最為人熟悉的歷史角色，是在1966年澳門一二.
三事件期間擔任臨時護督。澳門在20世紀60年代代正處於社會結構、政治氣氛與殖民管治模式逐步轉變的階段，當地華人社會對葡方殖民當局的不滿情緒亦日益累積。在這樣的背景下，施維納所面對的，不單是一般行政管理問題，而是整個殖民統治秩序受到嚴重挑戰的危機。1966年的「12·3事件」是澳門近代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事件起因與校舍、教育管理及殖民當局的處理方式有關，隨後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社會衝突與政治對抗。作為當時葡方最高行政人物之一，施維納需要直接應對這場危機。然而，相關資料顯示，他在處理事件時態度較為強硬，未有成功緩和華人社會與殖民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相反，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強硬姿態而進一步升溫，最終促使葡方在澳門的管治方式出現明顯調整。殖民政權往往同時需要兩套語言，一套對內用來維持權威，強調紀律、國家與尊嚴；另一套對外則試圖包裝自己為合法、理性與負責任的治理者。但在地方社會的真實經驗裡，殖民統治通常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透過警力、行政命令與危機處理方式具體呈現出來。
施維納的高光時刻
施維納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檢閱澳陸軍部隊情形。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陸軍總司令施維納宣誓成為市政廳廳長1966年5月8日，澳門政壇出現一項引人注目的任命。當日上午十一時海、陸軍總司令施維納於督憲府二樓正式宣誓就任澳門市政廳長，其就職儀式由澳督羅必信中校親自監誓，場面莊重而隆重。當日出席監誓儀式者，除政府各部門首長外，尚有中西各界知名人士約百餘人，足見此一人事更迭備受關注。儀式伊始，由民政廳長施雅拔宣讀來自葡京方面的委任令，確立施維納之任命合法性與權威性。隨後，施維納依例宣誓就職，正式承擔市，政廳長之職責。宣誓完畢後，澳督羅必信發表致詞，對施維納過往在軍職上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人勤勉刻苦，富於責任感。羅必信同時提及，前任市政廳長加路思因健康問題被迫離職，市政廳職務一度由軍方代辦，顯示當時行政運作面臨一定過渡與調整。在此背景下，施維納的上任，被寄望能穩定局勢並推動市政發展。施維納在答詞中態度謙遜，表示將竭盡所能履行職責，並期望獲得市政委員及各界人士的支持與配合，以共同推進市政工作。其言辭雖簡，但顯示出對未來工作的務實態度。儀式最後，來賓依次簽名留念，氣氛由莊重轉為和緩。隨後，施維納即前往市政廳正式視事，象徵其職務由儀式層面轉入實際行政運作。此時的施維納，身兼多重要職，不僅為澳門陸軍總司令，同時出任澳門市政廳主席，並在澳督外訪離澳期間，兼負護理澳門總督之責，成為當時澳門軍政權力交織之核心人物之一。其權力之集中與角色之多重，在當時的殖民治理體制中，實屬少見。然而這位在就職典禮上被寄予厚望的軍政要員，卻在往後歷史發展中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記。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隨著澳督更替與局勢急劇轉變，施維納的決策與行動，最終為澳門帶來一場深刻而沉重的悲劇，成為日後歷史評價中難以忽視的一頁。
正在處理一二. 三事件期的護督施維納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施維納是葡萄牙殖民管治時期澳門的重要人物之一。資料顯示，他在1966年12月澳門發生嚴重社會衝突時，曾以「葡臨時護督」身分處理局勢，當時他同時也是葡澳軍政系統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澳門歷史敘述中，他的名字通常與「12.3事件」密切連在一起，因為那場事件深刻改變了葡萄牙在澳門的治理方式與華人社會的政治態勢。
1960年代的澳門，正處於冷戰、殖民地去殖民化，以及中國大陸政治氛圍外溢的多重壓力之下。1966年的「12.3事件」起因於澳門當局處理華人團體校舍問題，引發群眾不滿，之後迅速演變成大規模政治風波。在這個脈絡中，施維納作為當時的護督，面對的
是一場不只是治安問題、而是殖民統治合法性撃的危機。
施維納在事件中的角色，已有資料指出，當時澳門華人領袖何賢曾拜會施維納，勸他謹慎處理局勢，但施維納態度強硬，未有接受勸告。從相關敘述看，他傾向以維持殖民政府權威為優先，這也使事件更快升級，並最終導致葡方在澳門的治理姿態出現明顯轉變。在澳門歷史記憶中，他常被視為一位強硬但也受到局勢壓迫的殖民官員。最後施維納並未作出明顯讓步。這一點反映出當時葡方官員對局勢的判斷與華人社會的期望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從歷史角度看，這不僅說明事件本身的複雜性，也反映出殖民管治體制在面對本地社會壓力時的局限。施維納在澳門歷史上的地位，主要並非來自其一般行政工作，而是來自他在1966年危機中的決策與態度。他作為臨時護督所作出的應對，直接影響了事件的走向，也成為研究澳門殖民政治史的重要個案。從更宏觀的歷史脈絡來看，一二.三事件標誌著澳門葡方殖民統治進入新的階段，施維納正是這一歷史轉變中的關鍵人物之一。雖然他並非澳門最知名的總督，但其在危機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為理解澳門近代政治變遷時不能忽略的人物。
1966年澳門危機中的政治預警與人道呼籲
陸軍總司令施維納 (穿軍禮服者) 在市政廳舉行的總督嘉樂庇就職典禮上，正在集中精神觀看簽字中的何賢。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66 年澳門危機中的政治預警與人道呼籲1996
年，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製作了一檔紀念「一二.三事件」三十週年的新聞節目由林玉鳳主持的節目中，披露了一段極具歷史價值的第一手資料，1966
年事件爆發前夕，澳門名流民意代表何賢先生與崔樂祺先生曾一同面見當時代理澳門總督 (護督) 施維納 (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並作出重要警告。根據節目披露的內容，何賢在會面時明確表示：「國內文革現時環境亦非常之混亂，澳門政府當局處理澳門示威抗議事件務必小心，不能使用軍事武力鎮壓。」更令人動容的是，何賢在述說時竟流下眼淚。
這段歷史片段，不僅揭示了當時澳門社會的緊張局勢，更展現了何氏在歷史關頭的政治預見與人道關懷。何賢的政治預見、中共文革亂局的深刻認識何賢當時的眼淚，並非源於個人情感，而是基於對當時中國大陸政治局勢的深刻認識。1966
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初，極左思潮席捲全國，社會秩序陷入混亂。何賢似乎已經預見到國內處於一個瘋狂狀態，知道若澳門政府處理不當，將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何賢的警告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他清楚地認識到，當時中共勢力正在天天滋擾澳門督府及澳門政府行政機關，社會矛盾已經積累到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若澳葡當局仍採取強硬手段，使用軍事武力鎮壓示威群眾，必將導致更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深刻揭示了當時澳葡政府的態度，他們對澳門社會的動盪局勢，明顯缺乏足夠認識，對中共政府的壓力視而不見，
(護督) 施維納仍舊抱有殖民統治的傲慢心態。
澳葡當局在事件發生前的處理方式，暴露了其對澳門社會的嚴重誤判。他們未能理解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已經徹底改變，未能認識到澳門作為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已經受到挑戰。何賢的憂慮澳葡正是對這種盲目自信最沉痛的警告。警告未被採納的後果，何賢的警告最終未能被澳葡當局採納。1966
年 11 月 15
日，氹仔坊眾學校工程事件引發警民衝突，澳葡當局最終採取了強硬措施，並在12月初進行戒嚴，導致八位澳門同胞死亡。這一悲劇性結果，恰恰印證了何賢當時的預見。如果澳葡當局當時能夠聽從何賢的建議，採取更謹慎、更人道的方式處理示威抗議事件，或許可以避免這場流血悲劇。何賢的眼淚成為歷史中最沉痛的註腳：一位有遠見的政治人，看到災難即將發生卻無力阻止。
何賢的歷史地位在澳門稱為「愛國人士」，他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也是名流和民意代表，更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智慧與人道關懷的賢達。
他在 1966
年危機中的表現，具有卓越的政治預見性。他能夠準確判斷中國大陸政治局勢的發展趨勢，預見到文革對澳門可能帶來的衝擊。其次，他在政治危機中優先考慮到市民生命安全，展現了深厚的人道關懷。他擔任澳門社會與澳葡政府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試圖通過對話化解危機。
澳門總督嘉樂庇
(Governador de Macau)
澳門第121任總督嘉樂庇 (José Manuel de Sousa Faro Nobre de
Carvalho)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嘉樂庇 (José Manuel de Sousa Faro Nobre de Carvalho)
是澳門第121任總督，生於1910年9月5日，葡萄牙里斯本人，曾在陸軍服役，並且在印度果阿、安哥拉等地有軍事服務經歷。1966年11月25日他抵達澳門履新為總督，任內發生了著名的「一二三事件」，他簽署了承擔全部責任的聲明書。其後，他推動了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政策，積極推動澳氹大橋
(以其名字命名)
和九澳深水港的建設，並致力於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建設，如解決澳門食水問題和市政建設。嘉樂庇在1970年升至將軍，兩度獲准續任澳督，直到1974年四二五革命後仍留任至同年10月才離任，1989年於葡萄牙里斯本逝世。特別事件包括1967年的「一二三事件」，當時因警民衝突和激烈抗議，形勢緊張並導致戒嚴，最後嘉樂庇總督簽署聲明，承擔事件全部責任並賠償死傷者損失，對澳門華人居民表示歉意。此外，他主導的澳氹大橋於1974年建成通車，成為澳門發展的標誌工程之一。
儀式完成後嘉樂庇 (José Manuel de Sousa Faro Nobre de Carvalho) 成為澳門第121任總督。(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動盪中上任的澳門總督嘉樂庇
嘉樂庇總督的日常處理公務照片。(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嘉樂庇 (José Manuel de Sousa Faro Nobre de Carvalho)
在 1966 年到澳門上任時，是乘飛機來澳門的。他的路線是從葡萄牙先飛到香港啟德機場，再從香港轉往澳門。1966 年 11 月 25
日，葡萄牙總理薩拉查宣布任命他為澳門總督，次日 11 月 26
日他就抵達澳門履新。當時他先到香港後，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親自到啟德機場接機，並告訴他澳門發生了動盪，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一二.三事件」的起因——氹仔見效事件。葡萄牙政府當時對澳門發生的變故完全一無所知。
嘉樂庇到達澳門知道發生了氹仔事件後，起初的反應是試圖緩和事態。1966 年 11 月 29
日，也就是他抵澳後大約三天，他接見了澳門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問題上動用警察屬於處理失當，並承諾將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查這次事件。
然而，這樣的表態已經錯過了挽回事態的最佳時機。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沒有回應他的邀請派出民間代表參與調查委員會，導致調查委員會無法如預期地運作。到了
12 月 3 日，事態進一步惡化，爆發了「一二.三事件」的暴力衝突，澳葡保安部隊開槍驅散人群，當場有人死傷，當局並宣布戒嚴。
嘉樂庇總督親往澳門中華總商會簽署認罪書。(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事件發生後，嘉樂庇的反應開始轉為妥協。12 月 16
日他將陸軍司令兼市政廳廳長施維納、警察廳廳長傅基利撤職，而海島市代理民政局長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警察副廳長顏端尼則於
13、14 日分別離開澳門返回葡萄牙。12 月 10
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澳門華人社團向他提出六項要求，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並簽署認罪書、保證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等。
到了 1967 年 1 月 27
日，澳葡當局發表聲明，向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並表示深切的歉意，全部接受了澳門華人社團提出的六項要求，承擔死難者的全部喪葬費和撫恤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合共澳門幣
2,058,424 元。1967 年 1 月 28 日，澳葡當局簽署答覆書，次日 1 月 29
日，嘉樂庇親自前往澳門中華總商會三樓禮堂，簽署了兩份「認罪書」。
根據他卸任後的回憶，這件事讓他被迫簽署承擔全部責任的聲明書，當時葡萄牙政府對澳門發生的變故竟然一無所知。這次事件後，澳葡當局大權旁落，澳門社會自此被中共勢力控制，國民黨在澳門的機構和團體被查封，在澳勢力被全面肅清。嘉樂庇在
1970 年 9 月獲准續任兩年，同年晉升為將軍，1972 年 7 月又獲准續任兩年。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挫敗：左派如何將「氹仔事件」推向最壞方向
葡屬澳門舊法院大樓（南灣舊法院大樓）歷史簡介舊法院大樓位於澳門南灣大馬路，建於1951 年 5 月
21 日，由華籍工程師周滋汎承建，耗費一百多萬澳門幣。大樓前身是磚木結構的政府合署大樓，於1946
年因受白蟻侵蝕嚴重而被完全拆卸，同年開始重建工程。落成初期，大樓曾被用作多個政府部門的辦公場所，包括財政廳、民政廳、經濟廳、公鈔局及法院，因此有「政府合署大廈」之稱。(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66 年 11 月，澳門新任總督嘉樂庇 (Vasco
Lopes Guimarães)
正式履新，面對「氹仔事件」引發的社會動盪。嘉樂庇在初步接見工商界代表時，承認動用警察屬「處理失當」，並承諾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這本應是平息事件的正當途徑，若澳門總督承認不當並進行公正調查，事件理應能夠平息。然而在獨立調查委員會首日進行工作之時，左派示威者已佔據南灣，大法官無法工作，只好駕車掉頭離開。自此，左派勢力將事件推向最壞的方向，最終導致1966
年 12 月 3 日大規模血腥衝突爆發，造成 8 人死亡、212 人受傷。
本文將整理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立與挫敗過程，分析左派如何將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轉化為大規模政治鬥爭。
1966 年 11 月 15 日氹仔事件爆發，1966 年 11 月 15
日，海島市市政廳代局長晏德地發現氹仔坊眾學校工人正在搭棚施工，遂派員勸阻。雙方發生對峙並演變成警民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6
人被捕，其中包括《澳門日報》記者。氹仔坊眾學校是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炮竹工會、造船工會等左派工會創辦的工人子弟夜校。校方為擴建校舍，自 1966
年 4 月起入稟海島市市政廳申請修建許可，前後會見局長 24 次均無結果，但校方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先行搭棚施工，埋下衝突種子。
1966 年 11 月 18 日：建校委員會提出五項要求 建校委員會正式提出五項要求：
1. 懲處兇手
2. 政府不阻撓辦學
3. 賠償傷者損失
4. 撤銷對被捕者的判決
5. 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66 年 11 月 22 日：親北京社團譴責事件
澳門親北京社團舉行座談會，強烈譴責警民衝突事件，並威脅將進行鬥爭。至此，事件已從單純的勞資糾紛轉化為政治對抗。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委任大法官賈樂安 (João Carlos de Carvalho,
1932-2026) 擔任委員會主席。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公正調查「氹仔事件」。(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66 年 11 月 25
日澳門新任總督嘉樂庇正式抵達澳門履新。作為處理後續事件的关键人物，嘉樂庇面臨極大的政治壓力。1966 年 11 月 29
日，總督承認處理失當並承諾成立調查委員會，嘉樂庇接見工商界代表，承認動用警察屬「處理失當」，並承諾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這是平息事件的正當途徑若澳門總督承認不當並進行公正調查，事件理應能夠息。
嘉樂庇刊登憲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1966 年 11 月底嘉樂庇總督正式刊登憲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委任大法官賈樂安（João Carlos de Carvalho .
1932-2026）擔任委員會主席。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立本應是公正調查「氹仔事件」的開始。
委員會的職責包括：
• 調查 1966 年 11 月 15 日警民衝突的真相
• 釐清警員是否濫用權力
• 提出改進建議期望事件
在總督承認處理失當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後，社會各界普遍期望事件能夠平息。工商界代表、中華總商會等中立團體均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正當途徑。
然而，左派勢力並未接受這一解決方案，反而將事件推向更壞的方向。1966 年 12 月 3 日左派佔據南灣，大法官無法工作
，獨立調查委員會原定首日進行工作，當大法官賈樂安駕車前往南灣調查委員會辦公室時，整個南灣已被左派示威者佔據。左派示威者人數眾多，堵塞道路，佔據建築物，大法官無法正常工作，只好駕車掉頭離開。獨立調查委員會首日即遭挫敗，公正調查進程被左派勢力癱瘓。左派勢力並未將獨立調查委員會視為解決問題的正當途徑，反而將事件視為政治鬥爭的機會。
1966 年 12 月 3
日中午，抗議的人群已經聚集在南灣法院大樓前，防暴警察釋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66 年 12 月 3
日抗議的人群已經聚集及佔據南灣，法院大樓前已站滿人群，大法官賈樂安的車輛亦無法通過。(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原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曾在1966年 8
月指示，不要在澳門、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1967年10月之後廖承志卻被紅衞兵奪權、批鬥。港澳兩地已完全掌控在極端左派手上。左圖：廖承志1976年的親筆簽名及印章。(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早在1966 年 11 月 30
日，濠江學校師生在澳督府外集會抗議，隨後數日抗議民眾越來越多，有人手持紅寶書、朗誦毛語錄，抗議活動逐漸升級，從單純的建校糾紛轉化為政治對抗
左派勢力與港澳工委、新華社的聯繫左派勢力並非孤立行動，而是獲得中國內地支持，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梁威林、祁烽發動的澳門抗爭運動。加上廖承志未幾被紅衞兵奪權、批鬥，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決定以更激烈的方式與港澳工委、新華社有明確聯繫這使得事件轉化為具有政治目的事件。
1966 年 12 月 3 日大規模衝突爆發，12 月 3 日中午 12
時總督府門前發生大規模衝突。左派人士闖入澳督府，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推翻警車。下午 3:00
後擊市政廳與公證署，群眾摧毀美士基打紀念銅像並將其掉入內港，破壞歐維士石像，衝擊市政廳和公證署。下午
4:30防暴警員開槍射擊，群眾沿龍嵩街前往警廳，防暴警員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傍晚 6:00總督頒令戒嚴並實行宵禁，傍晚 6
時禁其後數天又有數人被亂槍射殺。 由12月3日至4日官方統計8 人死亡、212 人受傷 、40 至 62 人被捕。坊間說法則有 11 人死亡。
廖承志大權旁落及極端左派勢力政治目的
左派勢力並非單純追求勞資糾紛的解決，而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於在肅清國民黨勢力，於1967 年 1 月 2
日，澳葡政府公告禁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活動，查封所有國民黨機構，禁止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黨勢力在澳門被完全肅清。一二·三事件後，共產黨勢力事實控制澳門，左派在各階層紮根至今，影響延續至現代。香港左派來澳門吸收「澳門經驗」，直接導致
1967 年香港六七暴動爆發。文化大革命的震波由此從中國大陸擴展至港澳地區。由1966 年5 月 16
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曾在 8 月指示，不要在港澳發動文化大革命。然而，受同年 12 月 3
日澳門一二・三事件刺激，極端左派在澳門奪權成功大圍鼓舞，理智派系漸漸失去空間，1967年10月後廖承志被紅衞兵奪權、批鬥，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決定以更激烈的方式在香港展開反殖鬥爭。左派勢力將澳門事件視為文化大革命在港澳地區的延伸，這使得事件從單純的警民衝突紛轉化為具有政治目的的鬥爭，往往會導致無法控制的代價。
從氹仔事件到一二·三事件~一段被血染紅的歷史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愛國同胞懷着對帝國主義的無比仇恨，爬上四百多年前來中國進行侵畧活動的佐治 •歐維士的石像，砸斷它的右臂。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水車也是紙老虎，愛國師生鬥志昂揚，迎着水槍搏鬥。(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1966年，澳門離島氹仔的基層工人因貧窮無法讓子女上學，於是發起籌建坊眾學校希望讓當地學童有學位可讀。同年4月，校方租下施督憲正街4、6、8號的屋宇擬進行擴建，6月入禀行政局申請，但經過24次交涉和申請始終未獲批准。在無耐性等待動工許可的同時，校方依照慣例先行搭棚施工。11月15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
(Ruide Andrade)
在上班途中發現學校門前搭起的棚架，大吃一驚，立即派員查詢並勸阻。工人不聽勸告，雙方語氣逐漸兇狠，當局面派出警員前往阻止，雙方對峙，最終演變成一場警民衝突。
葡澳警察動武毆打群眾，造成24人受傷，其中一名菜農工會成員及一名爆竹工會成員被打傷頭顱，後來因後遺症去世；另有6人被捕，包括在場採訪的《澳門日報》記者被警方扣留兩小時。
當日下午1時，澳門中華總商會立刻派人與海島市行政局聯絡，建校代表亦派出人員前往交涉，但其中4人尚未會面局長就被拘捕一晚，後在商會副會長崔德祺的協助下才被保釋。氹仔居民對此極度不滿，全澳舉行罷工罷市，不少左派團體到澳督府遞交抗議信，社會矛盾逐漸升級。11月18日，氹仔居民學校籌建委員會向澳葡政府提出五項要求，澳葡當局必須嚴懲製造這次流血事件的肇事人
2. 澳葡氹仔當局不應阻撓我們修理校舍辦學，侵犯居民正常權益 3. 澳葡氹仔當局和澳葡警方必須負責賠償受傷者的一切醫藥費和因此事件引起的一切損失
4. 對澳葡司法員警無理拘捕我代表判刑一事表示抗議，應撤銷無理判決 5.
澳葡當局必須保證今後不再有毆打居民的類似事件發生事件發生後，被譽為澳門華人社群領袖的何賢曾拜會護理總督施維納 (CarlosArmando da
Mota Cerveira) ，請求他謹慎處理事件。然而，施維納以強硬態度回絕對方勸導，拒絕妥協。
11月22日，親北京社團代表舉行座談會譴責事件，並威脅要進行「鬥爭」。11月25日，新任總督嘉樂庇抵澳履新，11月29日下午接見工商界代表時，承認在建校一事上動用警察屬於處理失當，並承諾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
然而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未應總督邀請派出民間代表參與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結果無法如預期運作。親北京社團代表的抗議行動繼續升級，每天都有人群聚集在澳門總督府外抗議。學聯、工聯等團體的要求與六項協議內容
隨著抗議持續升級，12月3日前，澳門親北京社團包括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學聯)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工聯)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婦聯)
和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街總) 等團體，向澳葡政府提出更嚴厲的要求。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愛國師生在兇殘的葡警面前毫無懼色，高舉「毛主席語錄」，振臂高呼：「反對澳葡迫害中國同胞！」。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愛國師生手扣着手，築成銅牆鐵壁。他們不怕危險，堅决頂住水車。(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
愛國同胞的反帝怒火，燒向長期壓迫和剝創中國同胞的澳葡機關「市政廳」，把裏面懸掛着的侵畧者—歷屆「總督」像全部除下擲到街上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有壓迫就有反抗，愛國同胞對澳葡的血腥迫害怒不可遏，把一輛警車當街翻倒。(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愛國同胞把 ｢市政廳｣內的⽂件櫃､沙發椅､打字幾等全部擲下街中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葡軍步兵與動裝甲車，出現在南灣一帶巡邏。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葡當局變本加厲屠殺中國同胞。「陸軍司令」施維納竟然加派葡兵，出動裝甲車，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同胞。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封底圖片說明：澳門中國同胞橫眉怒斥紙老虎，表現了中華民族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氹仔血案」發生後，澳葡當局遲遲不接受氹仔中國居民的五項條件，愛國師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到澳督府去抗議澳葡迫害中國同胞！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愛國同胞衝進澳葡「立契公署」把裏面的澳葡文件，用具全部砸爛。(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鏡湖醫院醫護人員發揚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全力搶救受傷同胞。(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葡兵 亂殺無辜 , 連在家中的居⺠也被殘殺 ｡
(編者按:X光片的死者為陳蘇) 圖爲⼀中國同胞中槍彈的頭部X光照⽚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原文描述: 血債定要償還
! 圖爲被澳葡殺死殺傷的中國同胞的部分血衣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中共《人民日報》12月11日報章，中共發表文章嚴正批評澳葡政府暴行。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篇章一：社文章 (《人民日報》評論員)
標題：嚴厲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
正文：
最近，澳門葡萄牙當局連續出動大批武裝軍警，殘酷鎮壓澳門我愛國同胞的正義斗爭。據不完全統計，十二月三、四兩日，澳門葡萄牙當局共打死打傷我愛國同胞一百多人。這是當局蓄意製造的血腥大慘案。中國人民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並向澳門葡萄牙當局提出最強烈的抗議！
澳門我愛國同胞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而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合理的。氹仔島居民自籌經費，修建校舍，解決子女入學問題，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而澳門葡萄牙當局竟然對他們實行殘暴鎮壓，造成打傷四十多人的「氹仔血案」。這就不能不激起澳門我愛國同胞的憤怒和反抗。他們向澳門葡萄牙當局提出了包括嚴懲肇事者在內的嚴正要求。但是，澳門葡萄牙當局不僅不肯低頭認罪，反而變本加厲地在十二月三、四兩日對澳門我愛國同胞實行空前規模的大屠殺。很清楚，這是澳門葡萄牙當局有組織、有計劃的法西斯暴行，它們必須對此承擔全部罪責。
澳門愛國同胞，面對着葡萄牙法西斯主義者卑鄙無恥的法西斯暴行，不屈不撓，前赴後繼，堅持斗爭，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大無畏英雄氣概。他們的反迫害斗爭，是完全正義的。我們最堅決地支持澳門愛國同胞的英勇斗爭。
現在，澳門葡萄牙當局表面上偽裝接受氹仔居民提出的要求，實際上是在施展陰謀詭計，妄圖逃脫它在十二月開殺戒中國居民的血腥罪責。但是，冤有頭，債有主，以葡萄牙帝國主義者嘉樂庇為首的澳門葡萄牙當局想要賴掉這筆血債，是萬萬辦不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蔣介石匪幫和美英帝國主義者，同澳門葡萄牙當局狼狽為奸，竭力支持澳門葡萄牙當局鎮壓中國居民的血腥暴行。它們製造謠言，顛倒黑白，企圖混水摸魚。澳門愛國同胞必須提高警惕，揭露蔣介石匪幫和美英帝國主義的一切陰謀詭計，決不允許它們在澳門興風作浪，胡作非為！如果澳門葡萄牙當局竟然讓蔣介石匪幫和美英帝國主義分子插手澳門事務，中國人民將絕對不能允許，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澳門葡萄牙當局承擔。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澳門葡萄牙當局對我國同胞的殘暴迫害。誰要向偉大的中國人民挑釁，誰就決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我廣東省外事處處長十二月九日發表的聲明中提出的四項要求，表達了七億中國人民的堅定立場。我們嚴厲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你們必須立即停止對澳門中國居民的一切迫害；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和履行澳門各界中國居民所提出的一切正義要求，嚴懲主要肇事者，向中國居民賠禮道歉，賠償一切損失；還必須切實保證不讓蔣匪特務進行任何破壞活動，不讓美英帝國主義分子插手澳門事務。對中國方面的嚴正要求，澳門葡萄牙當局必須立即接受並完全實現。否則，你們必將自食其果。
中共《人民日報》12月11日報章社文章。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全澳同胞決心斗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篇章二：右側大篇幅新聞報道
主標題：
澳門各界同胞代表會議強烈抗議前當局的法西斯暴行
全澳同胞決心斗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會議通過對抗議書向澳葡當局提出六項嚴正要求
副標題：
珠海縣香洲鎮等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大會示威支持澳門同胞正義斗爭
正文：
新華社香港十日電
澳門各界同胞代表一百多人今天上午舉行會議，一致通過強烈譴責澳葡當局殘暴屠殺和迫In害澳門中國同胞的滿腔憤怒的抗議書，並隨即推派代表向澳門葡萄牙總督嘉樂庇提交了這個抗議書。
澳門各界同胞代表的抗議書指出，澳門中國同胞對澳葡當局迫害澳門同胞的一系列法西斯罪行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澳葡當局必須對其血腥罪行負完全責任。抗議書嚴正宣告，澳葡當局必須逐項接受和實現下列的六項要求：
一、立即嚴懲防空司令、司法警察廳長、警察廳長等血腥屠殺澳門同胞的劊子手。
二、立即取消戒嚴令，撤走在街道巡邏的武裝軍警，並保證今後永不派軍警鎮壓中國同胞。
三、立即賠償受害者的一切損失，立即撫恤死難者的遺屬，承擔死難者的安葬費，並不准干涉澳門同胞為死難者舉行葬禮，開追悼會。
四、立即全部釋放被捕的抗議書中指出被捕的澳門中國同胞，並公布有罪真實的傷亡名單。
五、立即實現氹仔居民學校籌委會提出的五項要求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會的五項要求。
六、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簽具認罪書，同時將該認罪書在報章和電台公布，並保證今後不得再有任何迫害澳門中國同胞的事件發生。
抗議書最後指出，澳葡當局必須迅速作出接受以上六項要求的答覆，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澳葡當局負完全責任。
會議開始時，全體代表起立向死難同胞默哀，並紛紛憤怒譴責澳葡當局的滔天罪行。會議在抗議書通過後，隨即推選張湧、何賢、譚立明、登室山、阮子榮等十三人，代表澳門同胞前往「澳督府」提交抗議書。在會議推選出來的十三名代表出發前，全體代表一齊起立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十三名代表到達「澳督府」，向澳葡總督嘉樂庇當面嚴正宣讀並提交了抗議書。
澳門各界同胞代表會議還決議組織治喪委員會，為死難的中國同胞治喪，舉行追悼會，成立「澳門各界慰問團」，向死難同胞家屬和受傷同胞進行慰問。決議要求澳葡當局立即公布被殺、受傷和被捕的中國同胞的真實名單，委託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接受受害者
(包括被殺、受傷、被捕和失蹤等) 家屬以及其他一切受害者者的登記。
澳門各界同胞代表會議一致表示，全澳同胞決心斗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新華社廣州十日電
在緊靠澳門的廣東省珠海縣香洲鎮和前山、南屏公社，今天有九千多紅衛兵和革命群眾舉行了強大的集會和示威遊行，最強烈地聲討澳葡當局屠殺澳門同胞的法西斯血腥暴行，最堅決地支持澳門同胞反迫害的英勇正義斗爭。
珠海縣各學校的紅衛兵以及工人、農民和漁民代表們，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紛紛在聲討大會上發言，一致強烈要求澳葡當局立即停止傷害澳門同胞，嚴懲兇手，賠償一切損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代表們一致指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我們一定要清算這筆血債，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珠海縣縣長官文達，副縣長余周、黃市明等負責人參加了聲討大會。官文達在會上代表珠海全縣人民對澳葡當局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對澳門同胞的英勇斗爭表示最堅決的支持。他說，我們全縣人民同仇敵愾，誓作澳門同胞的強大後盾。
集會後，廣大紅衛兵、工人、漁民、公社社員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畫像和毛主席語錄牌，有的還扛着鋤頭，高呼口號，舉行了強大的示威遊行。
30年代開始澳門中區新馬路一帶，舊中央酒店已經成為澳門最高的地標，1966年見證整個城市在災難之中，一二.
三事件八名死難者之中，有一位名叫龔國明的年青人便死在酒店對面的戲院迴廊之下，沒有人把記憶提出來時，一切都會被淡忘，隨歷史隨風而逝。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2026
(上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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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葡屬澳門「一二. 三」事件發展及1967
年英屬香港「六七暴動」時序表
1966 年 4
月：氹仔坊眾學校舍擴建申請開始
1966 年 4 月，氹仔坊眾學校租下施督憲正街 4、6、8 號屋宇，擬擴建校舍。校方隨即入稟氹仔海島海市政廳申請修建許可，但久未獲批。
1966 年 5 月至 10 月：長期交涉期
在這段長達數月的等候期間，校方代表前後會見海島市政廳廳長24
次，請求批准動工，但均無結果。校方在仍未獲得動工許可的情況下，先行搭棚施工，埋下後續衝突的種子。
1966 年 11 月 15 日：導火線爆發 (「氹仔事件」及「一一·一五事件」)
1966 年 11 月 15 日，氹仔海島市政廳代理廳長晏德地發現工人正在搭棚，遂派員勸阻，雙方發生對峙並演變成警民衝突。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6
人被捕，其中包括《澳門日報》記者。中午時分，澳門中華總商會派人交涉，4 人被拘捕一晚，後在崔德祺協助下保釋。
1966 年 11 月 18 日：建校委員會提出五項要求
建校委員會正式提出五項要求： (1) 懲處兇手； (2) 政府不阻撓辦學； (3) 賠償傷者損失； (4) 撤銷對被捕者的判決； (5)
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66 年 11 月 22 日：親北京社團譴責事件
澳門親北京社團舉行座談會，強烈譴責警民衝突事件，並威脅將進行鬥爭。
1966 年 11 月 25 日：新任總督嘉樂庇抵澳履新
澳門新任總督嘉樂庇正式抵達澳門履新，成為處理後續事件的关键人物。
1966 年 11 月 29 日：總督承認處理失當
嘉樂庇接見工商界代表，承認動用警察屬處理失當，並承諾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
1966 年 11 月 30 日：澳督府外集會抗議
濠江學校師生在澳督府外集會抗議，隨後數日抗議民眾越來越多，有人手持紅小書、朗誦毛語錄，抗議活動逐漸升級。
1966 年 12 月 3 日：大規模血腥衝突 (「一二·三」主事件)
午後 12 時，總督府門前發生大規模衝突，左派人士闖入澳督府，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推翻警車。下午 3
時後，群眾摧毀美士基打紀念銅像並將其掉入內港，破壞歐維士石像，衝擊市政廳和公證署。下午 4
時半：群眾前往警廳，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傍晚 6 時：總督頒令戒嚴並實行宵禁，其後數天又有數人被亂槍射殺。官方死亡統計：事件共有8
人死亡 (另有一說11人死亡) 、212 人受伤、40 至 62 人被捕。
1966 年 12 月 9 日：中共要求澳葡勒令封閉親國民黨機構, 情勢對國民黨方面不利, 所有主要駐澳門親國民黨機構被澳葡當局勒令封閉。
1966 年 12 月 10
日：廣東省外事處提出六項要求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親北京社團向總督嘉樂庇提出六項要求，包括立即認罪、簽具認罪書等。
1966 年 12 月 12 日：澳門政府表示全部接受要求
澳門政府秘書處發出通告，表示將「全部接受」廣東省外事處提出的要求，邀請親北京社團代表於 15 日會面。
1966 年 12 月 21 日起：每日談判認罪書內容
澳葡政府被迫每天派代表到拱北與廣東省外事處談判認罪書內容，談判持續進行。
1967 年 1 月 2 日：澳葡政府查封國民黨機構
澳葡政府公告禁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活動，查封所有國民黨機構，禁止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黨勢力在澳門被完全肅清。
1967 年 1 月 20 日：成立「研究制裁澳葡小組」
親北京社團決定成立「研究制裁澳葡小組」，準備進一步制裁行動。
1967 年 1 月 24 日：實施「三不」政策與關閉關閘
正式執行「三不」政策： (1) 不繳稅； (2) 不售物給政府； (3)
不為葡官兵服務。同時，廣東當局關閉關閘，禁止糧水輸往澳門，對澳門實施經濟制裁。
1967 年 1 月 27 日：澳葡政府發表聲明認罪賠償
澳門政府發表聲明認罪、賠禮，並承擔全部喪葬費和撫恤費共澳門幣 2,058,424 元。
1967 年 1 月 29 日：總督簽署認罪書，事件結束
總督嘉樂庇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正式承認錯誤並賠禮，「一二·三」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一二.
三事件」的影響
澳葡政府簽署認罪書，向受害者認罪賠償，澳葡政府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徹底喪失。國民黨勢力被完全肅清，中華民國勢力絕跡澳門；共產黨勢力事實控制澳門，左派在各階層紮根至今，影響延續至現代。
此次事件間接促成鄰近香港的六七暴動，香港左派來澳門吸收「澳門經驗」，直接導致 1967
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行動爆發。文化大革命的震波由此從中國大陸擴展至港澳地區。
1966-1967年 由一二. 三事件延續至香港
1967 年 5 月 6 日：香港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爆發 (六七暴動前奏)
香港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爆發勞資糾紛，工人追討欠薪。防暴警察到場鎮壓，工人向警察投擲玻璃瓶和鐵罐，21
名示威者被捕。左派介入：香港工聯會高調介入事件，張貼毛主席語錄及大字報，將勞資糾紛政治化。
1967 年 5 月 11 日：香港血腥衝突
香港新蒲崗再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以木製子彈開槍。左派報章稱「3 名工人被捕後遭毒打致死」。
1967 年 5 月 12 日：香港成立「鬥爭委員會」
工聯會宣佈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簡稱「鬥委」) ，左派開始發動大暴動。
1967 年 5 月 13 日：香港暴動蔓延
暴動蔓延至黃大仙、土瓜灣等地，左派發動大規模城市恐怖主義行動。
1967 年 5 月- 6 月：香港左派學習「澳門經驗」
香港左派組織成員在澳門左派工聯會安排下，前往澳門參觀及學習當地左派鬥爭經驗，吸收「澳門經驗」。葉國謙與一批同學在澳門左派工聯會安排下前往澳門學習，直接導致香港六七暴動爆發。
1967 年 6 月：衝擊澳門英國領事館事件
受香港六七暴動影響，澳門左派繼續擴大反英抗暴鬥爭。6
月某日：澳門左派人士組織衝擊英國領事，要求英國政府回應香港六月份暴動事件。左派人士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在英國領事館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攻擊英國殖民統治。澳門英國領事館被迫關閉，英國政府召見澳門總督嘉樂庇，要求制止左派行動。此事件是「一二·三」事件後，澳門左派繼續肅清國民黨勢力、擴展所謂反英抗暴鬥爭的延續。
1967 年 7 月- 9 月：香港六七暴動全面爆發
香港左派發動連綿數月的反英抗暴行動，包括炸彈襲擊、遊行示威、罷工罷市。7 月 8 日：文錦渡事件，解放軍包圍警崗，港英警員被拘捕。8 月 22
日曾常批評左派活動的電台播音員林彬遭暗殺，在往香港電台上班途中被火燒襲擊身亡。
1967 年
9 月 7 日：北角事件
左派發動大規模暴動。
1967 年
12 月 24 日：香港邊境事件(沙頭角鎗戰)
解放軍與港英警員對峙。
1967 年 12 月：香港六七暴動結束
在香港政府強硬鎮壓及中間派調停下，左派暴動逐漸平息，六七暴動正式結束。官方統計：香港六七暴動造成80 多人死亡、至少2,000
人受伤、數千人被捕。
事件最終結果與歷史影響
香港六七暴動結果
•香港政府強硬鎮壓左派暴動
• 香港左派勢力衰退，但仍然保持一定影響力
• 香港社會進入「穩定時期」，為 1970 年代經濟繁榮奠定基礎
歷史連鎖影響
澳門「一二·三」事件間接促成香港六七暴動，香港左派來澳門借鑒「澳門經驗」，文化大革命的震波由此從中國大陸擴展至港澳地區。兩場事件都是由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震波引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雖然已經過了約兩代人，但這兩場事件的部分影響直到現在還在澳門及香港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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